[东方之子]成思危——本色

央视国际 (2004年03月05日 12:16)

　　他拥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美誉，他推动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起步，他关注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一声让股市恢复本色的呼吁，让人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正如他的名字，他身居高位、居安思危。2004年两会前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接受了我们《东方之子》的特别专访。

　　李小萌：在两会期间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发挥人大的监督的职能，在您来讲从1998年，每年面对这样的工作，您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它？

　　成思危：我觉得作为人大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首先就是要客观全面地评价政府的工作；既看到政府工作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成绩背后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只讲成绩、没有看到问题，我觉得更危险。从我自己的名字来说，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成绩要把它说够、缺点要把它说透。因为不足之处你光是浮皮潦草地说是不行的，要看到它深层次的原因，要真正有解决它的意见和办法。

　　李小萌：凡是您看到的、发现到的问题，都把它表达出来吗？

　　成思危：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民建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参政党的领导人，在和中共领导人协商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应该说，我的意见提得是比较坦率和尖锐的。因为我觉得作为诤友就应该这样做。我的前提是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所以我还要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来发表意见。

　　成思危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同时，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1998年，他领导的中国民建提出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一号提案，民建中央提交的关于抓大放小、深化企业改革的建议，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解。

　　李小萌：以今年来讲，您觉得您最关心政府工作报告哪一方面的内容？

　　成思危：今年我最关心的，首先一点就是我们投资的效益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投资的增长过快。这里头我因为是个学者，我做过一点研究，简单地说，就是投资增长1％，你能使GDP增长多少。根据我们国家90年代初的这个平均数据来看，一般这个数是都应该能够达到0.8%左右。我们1999年是最高的是1.39％这个数。

　　李小萌：就是说投资增长1％，GDP1.39％。

　　成思危：那么去年我算的数大概只有0.4％左右，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去年我们换届以后的第一年，可能各地的新换上的领导都比较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政绩，所以这样就在投资方面是加大了力度，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利用国债投资，搞了相当一批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基础设施的效益，它是产生得比较慢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是处在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再加上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所以有些部门就增长得相当快，实际就可能造成潜伏的危机；那么第四我觉得也不可否认，有决策的失误和腐败的问题，那么造成一些投资没有取得它的效果。

　　李小萌：您刚才谈到的您关心的问题里面，它的毛病也算提出批评意见。我们知道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群体，你提批评意见，它都有可能是对方喜欢听的批评意见和不愿意听的批评意见。您会在这个当中做一个权衡和取舍吗？

　　成思危：这个我觉得我有两句话，叫做“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我就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既然要提意见，就要把意见讲清楚，而且要讲实话，根据自己分析研究的结果来说，那你不可能使大家都满意。我也经常在网上挨骂；由于我的意见。但是这都没关系，这也是网友们的自由，也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自己认为我是鞠躬尽瘁，我提的意见是无愧我心的，我也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我也不替任何人说话，我只是从事实出发，讲我的意见。

　　成思危恪守深入研究、独立思考的原则，这不仅仅是出于学者的本分，也是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时，必要的审慎和清醒。2003年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出台，将对76届法律草案进行起草和审议，立法规划重视维护公民利益，监督执法彰显人文关怀。务实精神贯穿着包括成思危在内的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工作始终。

　　李小萌：人大要发挥监督的职能，每年的执法检查是一个重要的方式。那在这个执法检查的过程当中您怎么去了解到最基层的老百姓，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呢？

　　成思危：你比如说去年我在《建筑法》执法检查。那是（2003年）6月初的时候，我去某个省进行建筑法的执法检查，当时就发现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开发区占地很多，而把农民的地拿去以后，没有给农民以合理的补偿；而失地的农民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就业的安排。第二就是他给农民的补偿，虽然说是按照有关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农民的利益来说我认为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李小萌：像这样的情况您是怎么了解到的呢？

　　成思危：这是我在中途下车进一个农民家里，没有在我计划之内，到农民家里问的。他没有就业，说是给每个农民家里一个就业指标。但是我一问，到农民家一问，他这个要求是高中毕业以上。有几个农民，1200多家农户里有几个能有高中毕业的劳动力呢？所以像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也向中央做了反映，你比如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我们在建筑法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但是你仔细分析原因呢，建筑施工单位有责任，但更多的是开发商的责任。我们再一了解，拖欠的工程款里头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政府的拖欠。所以我也很坦率地向领导反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政府的信用问题，而且你政府自己拖欠了，你就很难整治不让别人拖欠。

　　李小萌：发现了问题，您怎么去处理它？

　　成思危：像这些问题，我们是把意见反映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反映的意见，还是受到了重视。当然不会说是哪个人反映的意见，这个没有关系。只要这个意见本身受到重视，这就好了。

　　这是成思危最享受的时光，看书、听音乐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爱好。职务升迁、工作变化，没有影响成思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用管理科学的原理，研究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宏观管理问题，这使成思危成为我国管理科学领域中公认的权威之一，有人评价成思危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领导人，新就新在他成功履行领导人职责的同时，能保持学者的乐趣和生动的自我。

　　李小萌：除了在政界的职务之外，您还在学界有不少的头衔。所以在开口向您提问的时候，我总在考虑以一个什么样的称呼来称呼您最合适。您有什么建议吗？

　　成思危：如果说我们今天这样访谈，我觉得叫同志可能更随便一些；你如果尊敬我一些叫我教授或者先生，我也没有反对意见。

　　李小萌：您都没有提到委员长的这个称呼。

　　成思危：没有没有，因为官衔我觉得是暂时的。

　　李小萌：您觉得像教授这样的称呼更贴近您本人的本色？

　　成思危：对，我认为是这样。

　　李小萌：特别强调学者的本色，您的意图是什么？

　　成思危：我始终觉得是这样，人一辈子不可能老当官。实际上人大副委员长，我个人认为也不应当算是一个官；因为它是一个立法机构。但不管怎么说，现在都算是官，但那只是暂时的。但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它是永恒的。所以我觉得保持、即使在当官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学者的本色，这点非常重要。

　　李小萌：您所指的学者的本色是什么呢？

　　成思危：学者的本色，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来谈。一个层次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本色。一般知识分子本色，简单地说就是爱国、勤奋，同时呢，平等待人。但是作为一个从政的学者，那可能这个本色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我曾经给自己归纳了三句话，一是要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第二是要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第三是要做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李小萌：那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之间有没有矛盾？

　　成思危：我认为呢，应该说既有矛盾又没有矛盾。因为我实际上，很多人管我叫经济学家。我自己情愿说，我是个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不同的地方，就是经济学家他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想的模式和为什么这是理想的，也就是他解决是What（什么）跟Why（为什么）的问题；而管理学家研究的呢，是怎么从今天的现状，能够过渡到理想的模式，所以主要是一个How（如何）的问题。如果说经济学家给你描绘了河对岸是一片美丽的风光，我们也承认；但是我更多的是研究怎么过这个河，是趟水过去，是游泳过去，还是坐船过去？是搭一座桥过去。所以这样呢，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1951年，16岁的成思危瞒着父母只身穿越罗浮桥回到祖国，80年代已经成为全国著名无机盐化工专家的成思危，在美国攻读当时国内还十分陌生的工商管理硕士，59岁那年一介书生步入政坛，从学者到官员，从民主人士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成思危心中的理想始终没有褪色。

　　李小萌：您年轻时候回到祖国就是希望能够报效祖国？

　　成思危：对。

　　李小萌：那么59岁走上政坛，您觉得离这个抱负更近了一步吗？

　　成思危：对。1995年初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动员我加入民建。我当时想想我都快60岁了，一直是无党派人士。我当化工部部长的时候，还是无党派人士。这个时候再加入民主党派，可能没什么意思了；当时我确实这么想的。但是起孟老先生一席话，还是给我很多启发。他说你不是希望能够报效祖国吗，你希望你的意见能够被高层所采纳吗。你作为一个党派，那它就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向国务院的领导来反映，这个作用就不同了。他这个话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参加民建。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平台。那我参政议政，应该说发挥的影响，那就要大得多。

　　李小萌：同样是报效祖国，治学跟从政有什么不同？

　　成思危：那当然不同了。治学你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你可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够理想。作为学者来看，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作为从政，你心里要有一个理想的境界，但是你要做事，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从今天开始，从小事开始，从眼前的事开始，因为你要负责任。大概就是这么个不同吧。

　　李小萌：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知识阶层是不顾利害的。您觉得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一个政治家吗？

　　成思危：当然能。您像林则徐就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这样一个境界。那么范仲淹也说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一种报国和爱民的情绪。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这种情绪。这起码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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