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连线]羁押艾滋病嫌犯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2日 17:20)

	艾滋病烦人

　　CCTV.com消息(时空连线)：

　　主持人：在武汉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他又具有攻击性，他屡次作案，公安机关抓了之后，又不得不把他放了，原因是怕威胁到关押的其他的人员，到社会当中，还是反反复复的作案，威胁社会。于是，警方想了一个办法，单独给他搞了一个看守所，但是紧接着，接下来的事情呢，很多的后续的困难麻烦又出现了，那应该怎么解决呢？今天，我们来连线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邓泽顺，欢迎您邓局长。第二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毕惜茜，欢迎您毕教授。

　　主持人：首先想问一下邓局长，像这样一位犯罪嫌疑人，咱们抓了放，放了又抓，反反复复多少次了？

　　邓：抓了八次以上，可以说。

　　主持人：邓局长，我想问一下，咱们抓了放，放了抓，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是我们武汉警方没有相应的关押能力？

　　邓：这个犯罪分子有犯罪的行为，危害社会，又患有严重的艾滋病，也危害社会，但是由于我们公安机关没有相应的关押场所，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处理他。

　　主持人：毕教授，一般的类似与这种患有类似的传染病的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司法领域当中，法律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

　　毕：在一般情况下，身患有严重疾病，或说有急性传染病，可以不羁押，法律同时也规定了，就是有社会危害，有严重犯罪行为的，还是要羁押的。

　　主持人：过去法律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相应的警方又没有羁押的场所，这不是形成一个矛盾吗？

　　毕：是的，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羁押过程中，不是现在才遇到，其实以前就有了。

　　主持人：邓局长，像您搞这么一个关押的这个场所，包括询问这样的场所，总共投入钱多少？

　　邓：整个费用用了70万。

　　主持人：这70万谁买单呢？

　　邓：我们公安局。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花这70万搞这么一个关押场所，一共能关押多少人呢，假如说还有类似的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嫌疑人？

　　邓：现在一次可以关6个人。

　　主持人：那么我们作一个理论上的假设，那么如果10个人怎么办呢？再建一个吗？

　　邓：我考虑应当具备，应该建一个具有医疗控制传染病传播，又能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我想不是这样来理解的。我们并不是说发现这种传染病就一个，不是的，像整个来说，建一个区域来说，建一个单独的场所也好，在里头，在按照它的病例也好，按照它的传染途径也好，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来，我想这样来说，经济一些，而且也现实一些。

　　主持人：邓局长，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他是在我们整个案件的侦查阶段，那么如果说这个法院判定他有罪，如果要把他送到监狱里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应的，跟这种传染病相配套的这种监狱呢？

　　邓：在我们武汉市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事情，有很多重病号，不是传染病，就是重病，是有很多带有传染病的，这个法院已经判刑的，我们送不去，送不走，我们这里简称叫投牢拒收。仅仅未判的短期羁押的行为解决，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他投牢之后的刑期服刑是更长的。在投牢期间，因为他生了病了，出去了，有这种可能性的，那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我们也呼吁，它有一个配套的东西，在监狱里，劳改系统内，也应该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执行场所。

　　主持人：邓局长，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整个的办案成本应该说有很大很高，70万，那么刚才毕教授也提到了，那么像这样一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的看守所里，一旦发病了，这个费用谁出呢？也需要我们公安机关来出吗？

	监狱消毒

　　邓：多少年来也是由于我们经费困难，这很难改变的问题，在监所里面，有的小的感冒发烧，有的是急性的病，很重的病，这个经费都有公安机关来承担，我们一年武汉市，在我们经费预算当中，我们要拿出300万对监所的犯罪嫌疑人给予看病治疗。

　　主持人：毕教授，实际上像艾滋病这样一个疾病，在国外感染人群更多，那么，国外的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司法程序上，包括程序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毕：未决在押人员的羁押过程中，未决犯罪嫌疑人被告的羁押过程中，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羁押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有看守所这样一个专门羁押疑犯的场所，在国外呢，因为羁押率，本身拘留并不一定羁押，要保释或者采取其他的途径，所以本身羁押率并不是很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正视一个现实，就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比较发达，经济经费资金的保障比较到位，我们不是说，艾滋病传染病这样一个专门的羁押场所，应该说是比较好解决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监狱里头对于生孩子的，都有专门的场所，以至于生孩子，包括抚养他长大，都提供专门的场所。

　　主持人：实际上从干警的健康的角度来讲，单一的艾滋病我们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万一他的攻击性再表现出来，伤到了我们的干警，可能就会出现万一。

　　毕：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隐性成本，我们刚才算的账，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账，投资70万，造一个场所，其实从一个干警的心里的角度，和传染的可能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成本同样的非常高，所以对我们干警来说，他心里的紧张度相应要高一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太多的（好处），当然这就是隐性成本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在控制犯罪也好，打击犯罪也好，羁押这样一个人，是配合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的角度来说，他体现出的它的功能价值来说，是值得这样做的。那这样就是一个经济账和法律账的关系。

　　主持人：那么邓局长，您能不能结合自己的情况，您现在最头痛的是什么？

　　邓：现在，我感觉到，就是一个我们投入较大，人员七个人看一个人，人员投入也很大，第二个，就是经费，我们经费投入很大，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目前，一旦判处了徒刑，我们感觉到，也是很难的送出去，可能这个在投入劳改这个环节，也很有难度。

　　毕：我们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身患疾病，或者说艾滋病是传染病，就享有法外特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健全这个机制的话，从羁押场所来说，我们一定要把他解决好，这也是一个现实急切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应该说面对艾滋病患者，包括其他传染病的患者，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健康权，包括其他的各项权利，但是如果他们违法犯罪了，危害社会了，也同样应该受到制裁和打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法律对于整个社会更大的公平。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却发现，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这些困难和问题，已经到了急需解决时候。

责编：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