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来到山西考古研究所参观，都会被太原春秋大墓出土的文物所震惊，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人就能铸造出这么精致、庞大的青铜制品，简直不可思议。最大的鼎有1.05米高，280多公斤重，考古学家能把它们从几十米深的地下挖掘出来，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陶正刚
“这个墓是1988年的时候，我们在太原金胜村，第一电热厂进行扩建工程中发现的。当时就发现了很多墓。可是当时的工程很着急，都是用推土机，要挖很深的地基，当时我们就有个老工人，我就给他布置了个任务，我说你就站在这里给我盯着，他要挖你就到铲子底下去，他就不敢动你了，你就赶快来叫我。开始慢慢的挖出来好多东西以后，把我们省里的省委书记也惊动了，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排的武警，所以我们就这么保护下来了。”
这个墓的随葬品非常丰富。遗憾的是在2100多件青铜器中刻有铭文的文物屈指可数，但是考古学家还是从极少数的铭文中找到了墓主人的确证。
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陶正刚
“在我们这里还有几件戟上有铭文的，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这把戟。这个戟的上面，弧面上头有5个字，就是‘赵孟作玉戈’，所以对赵孟我们进行了考证，从器物各方面看，比较出，戟是赵简子的更合适。”
据说赵简子只是晋国的大臣，但是为什么他能享受这么丰厚的葬品，这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深思。
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陶正刚
“我们说这个墓主人是赵简子，赵简子其人司马迁说他是‘赵名晋卿、实专晋权’他是晋国的一个大臣，他本身只能用五个鼎，可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么多七个鼎，用七个鼎，这样说明他‘僭越’，就是乱了礼制了，也说明他的野心勃勃。
特别是这19件出土的编钟乐器，不仅显示了赵简子享乐的排场之大，也体现了当时的礼乐水平之高。”
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陶正刚
“这套编钟，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测验过，测验过以后，大家认为是中国编钟音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从五声音阶发展到七声音阶的一个过渡时期。现在有64个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这些编钟）比它早，咱们这个是春秋晚期的，它是战国的。”
赵简子的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100多年就制作出来了，它为研究东周文化的断代提供了确证。考古学家不仅在墓中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编钟，还第一次发现了古代行军打仗时用的生活用具——虎形灶。
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陶正刚
“这个虎形灶第一，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件，第二，这个虎形灶非常科学，它本身看起来可以分成5大块，一个灶的实体，一个灶的腹，还有一个甑，还有这个烟囱，合起来。假使把这个烟囱合在一块，那就达一米六十的高度。打仗的时候，要搬动，一拆，很快就能走了。”
研究东周文化和战争的确证还有墓旁的车马坑，这里共有17辆战车和仪战车，还有44匹马，它们和墓内随葬的大量车马铜器相吻合，这些稀世珍宝，为研究车辆制作的演化，青铜器的制造，东周礼制的变迁等内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陶正刚
“整个这个墓从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来看，在国内都是佼佼者。在国内也出了一本大书，比较丰富，我们还要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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