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业已进入新的千年，经济全球化浪潮在飞速发展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剧烈作用下正呈现出加速度推进的趋势；面对着知识经济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无疑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兴衰史，人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曾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达两千年之久的泱泱大国终于因鸦片战争的惨败而开始了其倍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历程；为了摆脱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和盘剥，无数志士仁人在此起彼伏般涌现的各种救亡图存思潮地激励下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只是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之后，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曙光才得以真正展现；可以讲，无论是建构世界政治版图的新中国的建立，还是重绘全球经济版图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主导的结果。事实已雄辩的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等响彻华夏的口号决不是空泛的政治说教；在中华民族百多年的求生存、图发展的奋斗史上，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和成熟为分水岭，前半段屡屡受挫而后半程则相继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接连取得突破性重大胜利的事实便是这一主张的最好注释。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论未来面临的竞争多么激烈和残酷，也不论前进的道路还将遭遇多少艰难和坎坷，只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一切的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我们的事业就将无往而不胜，达到辉煌彼岸的光明前景也必将因此而得以圆满实现。
新飞跃源自内外因的共同催生
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及道义等诸多问题的不朽经典，但如果其普遍真理不能与该主义引进国的具体实际实现有机结合，则往往会产生与最初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在革命战争时期，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的王明教条主义因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而险些葬送了革命；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而最终酿成了 “十年动乱”的损失。正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历史巨人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及改革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加以融合，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具有自己独有特色的符合当时需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亦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而使得新中国得以建立，同时也使今天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大好局面得以展现。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随着邓小平理论在初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并因之而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之后，面对着排空而来的新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历史条件，其渴望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内在冲动在外部环境的强力作用下已然变得愈发迫切和强烈。可以说，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中国实现又一次飞跃不仅是时代的召唤，同时更是其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渴望进一步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无疑肩负有在坚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历史责任。
新飞跃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已具备
事实上，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探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便一以贯之的伟大传统，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每次新飞跃都具有其不容割裂的内在连续性的根源所在；就如同包括邓小平同志在内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江泽民同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时出任中共总书记并成功地领导中国开创十四大以来政治经济新局面的跨世纪的卓越领导人，他领导改革的实践和对改革理论的探索无疑也同样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一系列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特点。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在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初的1989年，国内“六四”事件余波未息，国际局势则更是剧烈动荡，一时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动摇；在这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严峻时刻，江泽民同志在其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非常及时地提出了“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重要命题，并对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和适用条件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精辟透彻的阐释。此后，中国的政治局势迅速稳定，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地鼓舞下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从而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依然坚如磐石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事实表明，江泽民同志的上述讲话与邓小平同志的既大力恢复一度被割裂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坚决维护其历史地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具有完全相等的历史价值。
应该讲，这些成果的取得仅仅拉开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序幕。至今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打击下恢复过来的东南亚国家的境遇会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因经济过热而出现问题的93、94年时的中国的状况；如非中央及时采取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以提前化解自身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则不仅不可能有效抵御周边邻国金融风暴的冲击，甚至还会使本国成为金融风暴的策源地之一。坦率地说，虽然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于十四大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但该体制的内在本质及其具体的运行机制对整个中国来说，却还是充满风险的未知领域；但由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既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同时又对现代经济理论和科技文化知识有着超越常规的深刻理解，所以，不仅很快便理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应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更从根本上摆脱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困扰中国各界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左右掣肘综合症，并最终推动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跨入了新的世纪。
新飞跃因三个代表而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过去十年辉煌成就的取得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结果，但同时更是对邓小平理论作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所应得的回报；对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起到实质性指引作用的则是江泽民同志在这期间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精神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建设问题所相继发表的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重要著作和讲话，其中的《讲政治》、《论十二大关系》以及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等产生广泛影响的篇章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极大丰富，而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所发表的有关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深刻阐述的历史性讲话则更是奠定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又一次新飞跃的坚实基础。
回顾一下十多年来江泽民同志在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等方面的全部脉络和运行轨迹，人们可以发现，不论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剧烈变幻，也不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在这期间是怎样的猖狂，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整个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准则却是其从未动摇的坚定信念；而“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自觉改革和调整上层建筑中与其不相适应的部分”则始终是其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更是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高度。
显然，尽管共产党自诞生之初就自行拥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天然秉赋，但其八十年的成长历程毕竟还是有过诸多挫折和失误；通过对这一天然秉赋进行科学概括和总结，并以经过提炼的深刻的思想体系作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则无疑会因思想与行为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而使“三个代表”的精髓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可以说，只要由“三个代表”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再度实现新飞跃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已有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创造灿烂的美好未来！ （央视国际网友：龙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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