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前方特派记者安少津报道：27日下午大概5点多钟，当节目播出总导演程志明将一个十六开的本子交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我还很高兴，以为是给网站的什么资料，然而当他问：“你英语水平怎么样？”的时候，我心中暗叫不妙，虽说上大学时学的是专业四级，但这么多年不用，早随着馒头消化了不少了，且我看那本子也不是很薄，连忙说：“普通4级，普通4级，忘了不少了……”没想到程导好像特别看得起我，径直把本子塞给我，说：“四级够了，这个东西明天翻完给我，最好是明天下午5点之前。”啊？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等我回过神来，程导已不知所踪了。
现在的现实是手里多了一个淡黄封面的本子，我才开始仔细看究竟是什么“宝贝”。啊？从几个依稀记得的单词中推断看，居然是“开幕式仪式广播描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翻？我差点说：“帮主，这么看得起我？……”打开一看，触目惊心地是各种生僻的体育专业词语，并且这本册子有11页之多！这哪里是普通四级水平所能翻译的啊？而且还只给一天时间！我开始心中大骂韩国组委会的不仗义，你应该翻译一份中文的啊！
我开始给自己找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担负着网站布置的工作，还有一大堆网友等着看釜山前方报道……。有这么充足的理由怎么能找不到解决办法呢？我脑子里开始飞快转动看怎么逃过这一“劫”。忽然灵光一闪——这本子印刷得很清晰，不远处还有传真机……对了！找北京后方支援啊！我把它撕开分页传真回去，请后方专业同事翻译过来，然后再给我发电子邮件回来……对啊！我简直开始佩服起自己的“聪明才智”起来。
说干就干，我赶忙打电话回去请示，一听没问题，立马手忙脚乱地把册子撕开，这韩国胶粘得还真结实……然后抢占传真机，这国际传真发起来还真麻烦……要拨十几个号码。当看着一张张文件被传真机吞进去又吐出来，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开始逐渐平复下来，这个皮球总算暂时踢出去了。
当晚睡觉不是很踏实。
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28号上午，我发传真回去翻译稿子的事成了报道团“人人皆知”的秘密，总制片人张兴一来就问我：“听说你把稿子传回北京了……”我连忙说：“对，对，发回去让专家翻译了，今天肯定准时发回来。”程导也许下了愿：“我给你们记功，回去该怎么表彰就怎么表彰。”并郑重其事地在本子上记下来。而我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下午开始我的心跳又不正常了，因为接到通知4点半要出发参加中央电视台报道团的动员会，报道团的领导都要参加。这意味着稿子比原定的5点钟必须至少提前半小时拿到。下午3点开始，我开始给北京打电话，问问情况怎么样了。没想到得到的消息却把我吓得半死，原来还有两页稿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翻译，叫我再发一遍过去。哇塞，要不是我打个电话这不就瞎了。赶忙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把文件翻出来，挑出还没翻译的两页，又发了回去。然后我就如热锅上的蚂蚁开始漫长的等待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张兴开始来了，问：“稿子拿到了吗？”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应该过一个小时左右发回来了。”其实我心里也是没底，马上又给北京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刚翻译完，正在整理。过了十几分钟，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又打电话回北京，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他们还不知道我的电子邮件。我估计我当时的心跳一定是停止了几秒，然后就恨不得顺着电话线爬回去拿过来。气急败坏地告诉他们电子邮件后，我又等。过了几分钟打电话，告诉我还在整理，我再等；过几分钟打电话，终于告诉我已经发了。我马上进入几个邮箱去收，没有！我还能做什么呢？等！此时已是4点20分了。我也开始绝望了，关键时刻电信也跟着捣乱，什么中国电信韩国电信？！我甚至打电话叫他们从北京通过国际传真再发一份，我想北京那边一定也因为我而乱成一锅粥了。4点27分，我又绝望地收了一遍邮箱，这时一份新的邮件出现了，赶忙打开，正是我望眼欲穿的文件！我已经不会激动了。木然地拷贝出来，放入一个软驱，打印，看着一张张稿件从打印机吐出，我慢慢恢复了意识。
张兴此时已被台长召集开会了，通过门缝我把稿件递了进去。
终于交账了！——但直觉告诉我事情并没有结束。
晚上8点多钟，当我参加完亚运报道团动员会，由于被灌了几杯酒，晕乎乎地回到宾馆时，我还庆幸这一天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同屋说有人找我。这异国他乡居然还有人找我？我神智不清地想。接过听筒，一个声音仿佛从天边传来：安少津吗？程导叫你赶快到IBC一趟。
我无言……。
半个小时后，我又出现在IBC中央电视台纷乱的办公区里。
程导亲切地笑着，而我则觉得他笑的象只狡猾的老狐狸，而我是一只倒霉的兔子。
下午送上的材料已被画上了不少修改记号，程导拍着我的肩膀说：“稿子翻译得很有水平！非常好！”好像是我翻译得一样。我连忙说：“是我们英语频道的专家翻译的。”“电子文件在你那里吧，赶快按照修改的出一份东西。”不用说我也知道他准会说这句话。找了一台机器，我马上开工了。半小时后一份修改后的文件已摆放到程导的桌子上了。“呵，还真麻利！”程导赞扬着。“那是，我还校对了两三遍呢。毕竟咱也干文字工作四五年了。”这句话我是在肚子里说的。“我可以走了吧？”我不禁小心翼翼地问着，心里默念着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事情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又来了。稿子里有十几处韩国人的名字还没有翻译，这也难怪，谁知道这怪异的拼写对应的是什么汉字呢？马上找来团里一位精通韩语的专家，找组委会办公室，找韩国体育报纸编辑，磕磕绊绊总算全部翻译完了。程导又仔细校对了一遍，OK ，开印！
晚上11点半钟，我终于“逃”回了亲爱的宾馆。
现在回想整个过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惊心动魄”来形容，
至少——对我来说。
第二天晚上，我仔细聆听了中央电视台对釜山亚运会的解说，除了一些细微的地方外，竟和我们翻译的丝毫不差。
第三天（也就是亚运开幕式的第二天）我看到被复印了无数份的这个材料上写着批语：此稿是定稿，已经台领导审阅，所有解说和播出均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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