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的印加王国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文明史迹，其惊人的建筑和工艺技术令今人也自叹弗如。最近，秘鲁与美国考古学家从地下发掘出2200多具古印加木乃伊，遭到秘鲁学术界的强烈批评。批评者们认为，供研究之用，挖掘百余具木乃伊足矣。他们说：“不能仅为一盘豆子就卖了老祖宗的遗产。”其实，这句话有着广泛的警示意义，它向世界各文化遗产大国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面对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该如何保护祖宗留下的镇国之宝？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遗产体现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是民族的根基，是历史的纪念碑。文化遗产既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目前，全世界共有554处世界级文化遗产，其中，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是名列前茅的文化遗产大国，而它们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文化遗产同样丰富的中国借鉴。
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调动民间和私人的积极性，是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法国文化部下设文化遗产局，地方上也有相应机构，负责调查和监督文物古迹的现状和维护情况。在法国，直接由国家管理的重点文物古迹不足5％，近一半的由市级部门管理，而半数为私人管理，如巴黎艾菲尔铁塔。意大利政府专门设有文化遗产部，并在保护和管理文物古迹方面摸索出“意大利模式”：政府负责保护，私人或企业进行管理和经营。这种模式有利于调动私人和企业的积极性。
西班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制，并为保护文物古迹投入数十亿欧元。西班牙创办了文物保护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对文化遗产悉心照料，呵护有加。马德里市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市中心的古建筑进行任何改动，并且每隔20年必须按照原来模样重新进行维修和粉刷，否则将课以重罚。意大利也十分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认为这是文物保护的基础和保证。
历史文化遗产无法藏身于世外桃源，保护不意味着将其封闭，而应敞开大门，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窗口。在法国，春天举办“博物馆日”，秋季举办“文化遗产日”，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也在免费开放之列。意大利的活动更是名目繁多，每年举办“春天”、“夏日”、“秋实”或“冬眠”等各种主题活动，全国各地150个城市中数百座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古迹，一律向公众开放。
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法国普罗万小城位于巴黎以东80公里，11－13世纪曾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如今，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独特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山上为上城，集中了教堂、谷仓、钟楼等中世纪建筑；山下为下城，分布着民宅和商店等现代生活设施。据说，普罗万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得益于它原汁原味的古城风韵。
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也不对立。埃及迁移阿布辛贝勒神庙，就是这方面最成功的范例。宏伟的神庙原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西岸的悬崖峭壁间，1956年，埃及政府决定在阿斯旺建造水坝，神庙面临着灭顶之灾。埃及政府在征求许多国际专家的意见后，决定迁移神庙。神庙的巨大雕像和装饰被切割下来，最后又在比原址高200米的新址重新拼装，使得各国游客在阿斯旺大坝建成后仍然可以目睹阿布辛贝勒神庙的雄姿。
保护文化遗产也不排斥对其合理利用，处理好保护与利用、学术研究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就能得到可观的回报。无论是发达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还是发展中的埃及，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2000年，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550万人次，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西班牙接待游客482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1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4％，成为与建筑业和汽车工业并列的三大产业之一。旅游业给埃及每年带来4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同样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但是，不可否认，在世界各地，因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或以开发的名义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比比皆是，对待文化遗产缺乏科学态度的做法也屡见不鲜，为一己私利毁灭文化遗产的做法也偶而有之。阿富汗塔利班当局以非伊斯兰文化为借口，把文化遗产当作政治工具来要挟和讹诈国际社会，悍然炸毁了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世界最高石雕巴米扬大佛，制造了一出人类文明的悲剧。他们毁掉的绝不仅仅是一处景观，毁掉的是自己民族的一段历史。
在历史与现代、发展与继承的交叉路口，文化遗产是个充满魅力而又让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如何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传承古代文明，如何既对得起子孙又无愧于祖先，值得每一个文化古国和她的人民去思考和探索。（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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