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北京大学宣布推倒校园的南墙，并在原地修建商用店铺，对外出租。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有人说，学校就应该一门心思教书育人搞科研，也有人说，经商办学，不仅两不相误，还可以相互促进。8年后的今天，又传来消息说，北大南门的商业场所正在清理，南墙已经开始动工重修。马上就有人对北大的这一举动表示欢迎，说学校就应该有学校的样子。但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时才发现，重修南墙并不是北大主动的选择。
《北大：不是我想修南墙》
记者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看到了有关重建北大南墙的原始文件。在4月3日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召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大学等单位，举行专题会议，会上决定，拆除北大南街的商业区，重建北大南墙。杨建平作为中关村管委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重建北大南墙的始末。
杨建平（中关村管委会规划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方面认为，南街商业区自93年建立以后，给北京大学带来了许多经济效益，就中关村管委会来讲，我们认为从中关村整体规划来讲，这个商业区是不合适的，应该拆除。经过反反复复多次讨论，最终结果是把北京大学的南街商业区拆除重新建北京大学南墙。北京大学当时好像也有一部分同志表示，能不能保留一部分商业用房继续经营。
北大南墙的规划和经营由北大资源管理集团全面负责。集团总裁叶丽宁也向记者证实，北大当初并不想重建南墙。
叶丽宁（北大资源集团总裁）：93年拆南墙是北大自己决定的，是跟海淀区一起联手来做的。
记者：这次北大要拆除南街的商业区重新修起南墙，这是北大主动提出来的吗？
答：这点从事实上说不是北大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我们当时，我刚才也说了，可能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站得那么高，想得那么远，只看到了它（南街商业区）为学生服务、企业有一定经济效益。另外也觉得这条街在和不在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既然中央和北京市决定要拆这堵墙，我们还是心甘情愿、高高兴兴服从。
记者：南街商业区每年可以给北大带来多少经济效益？
答：现在恢复南墙使得我们这条街的损失，一年在五六百万。（《经济半小时》记者 张凯华）
《背景：校企“破墙”记》
尽管北大推倒南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8年，但对高校办企业的争论与8年前几乎没什么区别。北大是全中国的北大，它的选择自然是人们关心的事情，也许正是因此，人们才赋予了北大南墙许多特殊的意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北大校办企业的发展史。
多年在北大校企工作的叶丽宁告诉记者，93年北大推倒南墙南墙后所改造的北大南部的一条街道中，服务性的商业街论面积只占到五分之一，其他的写字楼成为最初从北大出来的高科技公司的栖身之所，93年前后成立的“北大牌”企业有北大方正、北大青鸟、北大未名等公司，这三家公司和主管北大南部街道开发的北大资源集团现在并称为北大的四大集团。
叶丽宁（北京大学资源集团总裁）：我们90年代推倒南墙应该是北京大学校办企业大发展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的资源集团就是从推倒南墙开始起步的，今天的资源集团已经是北大的四大支柱企业（集团）之一。当时北京大学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投入，推墙改造这条街为我们集团积累了资金，然后在八、九年的时间又孵化了五六家高新技术企业。
如果说北大的校办企业在93年还比较稚嫩的话，那么现在这些企业已经羽翼丰满，长就了一双能搏击风浪的翅膀。目前北大旗下在国内和香港共有七家上市公司，他们是在国内上市的北大高科、方正科技、青鸟天桥、青鸟华光，在香港上市的方正控股、青鸟寰宇、荣文科技。93年时，北大校办企业的销售收入只有10.5亿，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20亿，将近占到了全国高校校办企业收入的50％.
反对学校办企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目前情况下，学校直接办企业承担了很大的经济责任，会引起很多诉讼风险。企业是允许失败的，但学校是不能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学校从事企业管理会分散很多精力，影响教育质量。那么（《经济半小时》记者 张凯华、刘瑾鸿）
《北大：方向没变 模式变了》
重修南墙之后，北大与校办企业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的记者刘瑾鸿对北大副校长陈章良进行了专访，他是北大分管校办产业的副校长。
见到陈章良时，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
陈章良（北京大学副校长）：去年，北大（校办）产业上交给北大的现金是5000多万。如果教育部没有一流大学的计划、特殊的计划，去年正常拨款给我们北大是一亿两千多万，也就是说我们去年的收入占教育部一年给我们拨款的40％左右。所以说（校办）产业对大学起着很重大的作用。
多年来，校办企业的回报成为学校办学经费的有益补充，但是学校和企业关系中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因此改制势在必行，但是他坚决否认了校企改制就意味着校企和学校脱离。
陈章良：这个改制不是学校与企业的脱离，这个是一种鱼和水的关系。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它不是一刀切得那么干净。今天的技术比如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出去了，给一个企业赚了很多钱，如果不继续研究这个软件，就会过时没用的，因为，新的软件出来以后麻烦就大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很强的研究队伍。可是新建的公司哪来的研究队伍，没有研究队伍，所以还是依托于原来的研究队伍，大学的研究组源源不断地提供技术。如果按社会上的理解，简单一刀切，这个企业就完蛋了，除非这个企业自己建一个很大的研究队伍。
借鉴国外的经验，陈章良认为，代替目前学校直接办企业的模式，应该在校内成立一个对校长负责的学校资产管理机构，这个部门掌握了一笔基金，以股权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管理。
陈章良：改制实际上是规范化，能够让大学与企业之间更加规范，是一种紧密的关系，是一种产权明晰的关系。改制后的企业和社会上的企业一模一样。
记者：为什么一模一样？
答：北大也是通过管理公司占有一定的股权（进行管理），要让大学源源不断地提供技术作为支撑公司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把所获得的利润，能够提供给大学做更多的研究，帮助大学发展，所以，它的关系应该理成这样的关系。
陈章良告诉记者，目前有关北大校办企业的改制方案正在等待有关部门的审批。假如顺利的话，在今年年底，就会有一些校办企业踏上改制之路。（《经济半小时》记者 刘瑾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