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8日，《半边天》首创了以大型谈话节目替代传统文艺晚会的新节目样式。此后这一样式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瞩目及肯定，并做为传统保留下来。2000年3月8日播出《我们的一个世纪》，讲述了中国妇女一百年的历程，大量珍贵的史料，在以往媒体中鲜见的历史事件及当事人，富于新意的历史视角和女性视角，异常丰富的多媒体视觉科技手段，优雅、大气的现场，理性和感性融合的谈话，交汇成一曲辉宏的历史人文交响乐，令人难忘。而2001年3月8日播出的《我关注·我纪录》则把视角引向当今妇女生活，将女性的视角和理论融入轻松活泼的游戏中，整台节目充满激情，又与张越、杨澜、阿果等几位女主持人各自不同的主持特色融为一体，完整而独特。
创造难，光大更难。2002年的“三·八”节目承担的就是这一使命。
坦率地说，对大部分观众而言，“三·八”节算不上什么重要的节日，而且大家当然地认为“三·八”节目就是歌颂一下妇女，赞扬一下母爱或让妇女发发牢骚的节目，但事实上，在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革加剧、价值观发生改变的社会背景下，不论女人还是男人所承担的责任与挑战、面对的痛苦与困惑、抱有的热情与希冀都是相通的。这就是2002年“三·八”大型谈话节目《我们》的精神原点：“人”——每一个人面对世界、面对生活时，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比如“刘凤珍的故事”：刘凤珍，天津一个普通的中年女人，生下来一只眼睛斜视，这本是身体上的一个小小的障碍，对一个敏感心重、生存环境又不够文明的女孩儿来说，却足以构成终生的阴影。她自卑、胆怯、惧怕与人交往，面对异性极度羞涩，不敢主动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有才华却不敢施展，有热情却不敢表露，这种精神的重压令她喘不过气来，人过中年的她，决心对自己性格弱点进行一次勇敢的反抗：面对主持人和观众讲出一切。这个看似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的故事却触动了现场所有观众，包括张越、白岩松两位主持人，他们也在剖析自己看似强大健康而背后心灵脆弱的角落。很多话他们也是第一次当众讲出，而人与人之间的坦率与尊重就这样在朴素的交谈中建立着。
又比如“杨东松与凌峰的故事”：一个叫杨东松的男人，出身贫寒，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拼命努力，做过很多职业，到过很多国家也赚过很多钱，这个看似成功的人生却在几年前的一天忽然跌到谷底：破产、失恋、大病剩下的只是有数儿的日子和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的煎熬。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这对一个有野心、有洁癖、很多情的男人来说实在太残酷、太不甘心了。只能靠幻想“奇迹”生活。但奇迹却发生了，北京宣武医院一个叫凌峰的女大夫居然治好了他的病，一个面对“死亡”的故事变成了面对“新生”的故事，杨东松的未来让人充满无数想象，而凌峰的讲述更发人深思。这个年轻一代的神经外科专家终日面对生死一线的高难度手术如同天天从刀尖上走过，一次比一次成功的手术引来一个比一个难治的病人，生活成了她自己跟自己的一场场决斗，付出生死代价的却是一个个对她怀着虔诚热望的病人，因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种充满“尖峰时刻”的生活令她痛苦欢乐。杨东松与凌峰，原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陌生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成为被救者与拯救者。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与未来，各自不同的喜乐与悲哀，但他们面对艰难与挑战时表现的勇气与希望同样令人心动。
再比如“刘小样的故事”：刘小样是陕西农村一个家庭妇女，家里生活过得不错，衣食足之后心灵的宁静却被打破了，她想要一个更丰富、更广阔、充满热情与想象的生活。观众和节目制作人员被这个农村女人话语中朴素而又深刻的哲学力量所震惊，她表达出了超越她的环境、超越城乡甚至超越国籍种族的人类所共通的困惑和精神指向。
一台节目，不因简单的伤感煽情而令人流泪。不因廉价的插科打诨而令人欢笑，不因故作高深的侃山说理而发人深思。这本身就是创造，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它融合着节目制作者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人性的理性把握和感性体验，一种真正的平民视角和朴素诚实的世界观。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台节目的极富新意的现场舞美设计和两位称职的主持人，张越与白岩松都是既有人生经验又有电视经验的实力派主持人，张越在外景跋山涉水与一个个生活中的普通人做深入而坦率的谈话，白岩松一改往日的风格驾驭现场流畅而幽默，他们各展所长又敢于自暴其短，使整台节目“人性化”的调子更加立体而丰富。
对于那些渴望新意及精神上的力量与共鸣的观众来说，3月8号晚上的大型谈话节目《我们》当不会使他们失望。
《我们》播出时间是2002年3月8日晚20：26分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中播出。
3月8日晚19时30分至21时30分，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越将在央视国际网站做在线主持，将就当晚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放的大型特别节目《我们》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张越的在线主持，对于那些渴望新意及精神上的力量与共鸣的观众，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三·八”张越在线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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