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她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她自己在田里，拾来两只小螃蟹回来做着吃。在上面就这样炒，炒那个，然后肯定要用水，或者加油，她不知道，然后后来大家就都教她，周围的那些人都觉得这个小姑娘非常懂事。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邻居家有个老太太，是个瞎眼的老太太，然后这个佘艳她从两三岁开始，也没人教她，她就坚持到她生病前，她只要有一点时间，有空的时候，她就给那个老奶奶递东西。因为眼睛瞎了，喝水什么的都不方便，她就知道，很小的时候她就去照顾那个老奶奶。
在村子里傅燕了解到很多关于佘艳的故事，她被这个小女孩深深感动了。决定用全力来帮助这个小女孩，她立刻和成都儿童医院血液科的徐鸣主任取得了联系。
（成都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 徐鸣）她说是白血病肯定是我们的事，又是孩子，我说你马上把她接过来吧，她说她没钱，我说没钱的话我们再慢慢想办法，你先把她接过来。
佘艳住进了成都儿童医院的血液科病房，和其他孩子所不同的是，佘艳在面对各种检查和治疗时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
（成都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 徐鸣）第二天早上一来，我们马上就做骨穿。其他的孩子像我们今天上午的那个，就比她大，然后就做骨穿，其他的孩子像我们今天上午做的那个，要我们几个人那样按着。那么这个孩子就一点都没吭声。你尽管感觉到她很恐惧，这个疼痛，她毕竟只有八岁的孩子，那么，她就这样一声没吭。然后就让我们很顺利的把这个骨穿做完。
（记者）她哭了吗？
（成都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 徐鸣）没有，眼泪都没有掉，就这样。
面对这种乖巧的配合，医生们觉得并不正常。在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时候，这个小姑娘竟然不停的笑。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她笑的很夸张，让人觉得难受，很想和她说，佘艳你不要这样笑，很想和她说。实际上她那种很绝望的那种神态是一直存在的。
这种绝望在佘艳的照相机放下抬起时表现的特别明显。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特别是我们走到她面前，特别是我们的镜头对着她的时候，她就会很努力的笑。但是如果是偷拍，所有的偷拍镜头她都是非常绝望的表情。而且她眼睛里是有泪水的。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傅燕的心情再一次沉重起来，她清楚的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对未来没有任何幻想。晚上傅燕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了报社。
她开始为佘艳写稿，一千多字的稿子被佘艳改来改去，可是她总是觉得不太满意。此时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媒体报道，它让傅燕有了一种责任感，这篇不太长的稿子傅燕一直写到了深夜。
第二天下午题为《8岁女孩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文章刊登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傅燕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说佘艳要出院。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后来就追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才说她要回来参加考试。而且就是说的参加最后一次考试。我们当时也觉得，她似乎太悲观了，她就觉得她肯定会死。
面对随时准备死亡而且表现镇定的孩子佘艳，傅燕觉得应该满足孩子的愿望，她们迅速与学校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学校的老师带着试卷从几公里的学校来到了医院。
（佘燕的父亲 佘仕友）：你看佘艳当时付出很多的,你看她头上的法汗珠,一滴一滴的这样下来。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她当时血色素大概只有两克,她应该是头晕目眩的状态。
（成都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 徐鸣）我当时觉得,佘艳考完试就倒下去了。
在将近3个小时的考试中，佘艳答完了数学和语文两分试卷，经过老师当场判卷，佘艳的语文和数学都得了100分。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她自已就翻过来翻过去的笑，就看她的卷子没有任何声音
傅艳觉得佘艳的成绩简真不可想象，她赶回报社开始了她的第二篇报道。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她（佘艳）就一直在旁边跟我聊天，一直说说话，实际上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就把手这样遮我自己，一会哼哼两句回答一下，实际上我这也就一直在流泪，我就觉得我根本不能克制自己，我觉得这个孩子她实在是太完美了。
傅燕完成了她的第二篇报道，她希望她的文章上报后能够为佘艳寻求到一些社会上的捐助。可是，两天过去了一切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成都晚报记者 傅燕）到中下午的时候，回到报社的时候，我到报社的时候就往热线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给她捐款，说没有，然后我又给医院打了电话，说有没有人来看她，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然后徐主任就跟我说，看来这一次希望不大，可能要等社公捐款不太可能，到现在一点什么都没有。然后当时还是觉得很，就是心里边落落的。
又过了两天，捐款只有寥寥无几，账目上有几千块钱，傅燕觉得佘艳就像一朵小花正要面临一场暴风雨的袭击，随时都有可能会夫去生命，尽管如此，她还在断续着自己的报道。傅艳觉得，即便没有捐款，通过自己的努力，她也要让很多的人知道有一个很乖的孩子来过这个世界。
一个星期以后，记者傅燕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正是这个电话让佘艳的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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