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开放助力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时代背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与此同时，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而新的国际竞争均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一是围绕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各国政策内向性增强。二是围绕如何引领和主导全球规则与治理体系重构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各国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调一致，导致贸易和投资政策不协调甚至冲突显著增加。三是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观念日益增强，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改变了过去在成本和效率导向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机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别分化以及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并引发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聚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能力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通过增强国内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进国内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也将为从容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挑战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同时也要看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丰富内涵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明确指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增长点”；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更好发挥开放的作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形成良性循环，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通过扩大外资准入、优化投资环境、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规范国内市场秩序等，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扎根中国，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并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广大外资企业的进入，能够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与国内企业的合作，显著提升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和产品服务质量，共同促进国内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在此基础上，立足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国内经济可循环的优势，以自主创新不断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可以打通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我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强大生产能力，通过“走出去”特别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我国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发挥好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拓展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提升进口贸易的便利化水平，能够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继续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向各国开放市场，共享大市场机遇。未来，还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吸引外资进入和拓展多元化进口创造统一、有序和高标准的制度环境，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让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以利益共享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