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入把握其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新时代进一步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里的“现在”，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彰显出来，进而内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没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确认，就难以深入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重大意义。

　　新时代，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内在要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文化可以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筑牢更为坚实的文化根基。

　　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内在要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时代我们党充分意识到所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并把“精神懈怠”危险置于“四种危险”之首，充分说明精神懈怠的危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对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充分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亲仁善邻等精神财富，为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

　　“第二个结合”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有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结合，打开了理论和制度创新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第二个结合”使我们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西方现代化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它着力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文化虚无主义，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并充分运用蕴含其中的宝贵资源。这是文化观和文明观意义上的思想解放，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对于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在于坚定文化自信，使人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探索面向未来的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我们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前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推陈出新，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能够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面向未来的创新，朝着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所引领的方向推进，朝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谋进步所确定的方向推进，朝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所指定的方向推进。

　　“结合”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的标识性概念。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魂脉之统摄，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新成果。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文化”，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主张在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彼此共生的关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生命”，是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意味着这种新的文化形态茁壮成长、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持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体”，既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主体”。作为系统的“整体”，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主体”，区别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之争中的“体”，强调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主体。

　　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既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也明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所谓体，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理；所谓用，主要是指依据理来指导具体的文化工作，体现为理论之用和实践之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用，体现在解构“西方中心论”，破除文化虚无主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打开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西方中心论”奉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把西方世界看作“主”，把非西方世界看作“客”，强调“主统治客”。习近平文化思想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主体”和“基石”，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走出并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古今中西之争”，“古今”是历史时间问题，“中西”是历史空间问题，涉及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古为今用，破除了文化虚无主义，着力破解“古今”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着力破解“中西”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之用，体现在以独特的文化形态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深厚文化根基，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供厚重文化滋养，为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丰厚文化支撑。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这是基础和前提，目标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推动文化繁荣是在“繁荣”层面谈文化，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它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没有文化繁荣，就建不成文化强国；没有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导向作用，推动文化繁荣就会迷失方向。

　　建设文化强国是在“强国”层面谈文化。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不仅关系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美好生活。建设文化强国，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主要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内在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党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注重“破”。自西方开启现代化并引领世界现代化后，便建构起“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另一方面，用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把现代化狭义化、固定化、刻板化，导致不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机械模仿、盲目崇拜。这种错误认知对我国国内一些人也产生了影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想要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缺乏文化自信。只有彻底破除这种错误认知，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才能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注重“立”，就是立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实践基础，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立足点。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生命体。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