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时代强音——言恭达《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读后

　　最近，言恭达先生《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展卷研读，深切感受到这是一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深刻研究当代书法问题，并达到高屋建瓴，提出深刻见解，在深入把握传统书法精髓，直面当代文化挑战与困境前题下，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当代书法树立正确观念，为时代立言的重要著作。笔者认为，言先生在此书中，无论是解读古代书法变迁还是剖析当代书法现实，都紧扣中华人文精神，在继承与发展这个主题下，以对中华文明自信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当代书法提出很多深思熟虑的见解，对当代书法的发展提出诸多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的建议，这是当今书法界十分难得的时代强音，对书法艺术的长期发展、兴盛，具有重要的意义。

　　言先生此书开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书法经历的文化环境、社会背景、相关政策制度变迁，分析当代书法文化出现的诸多新现象，包括书法创作呈现的正、负两面诸多倾向和特点，由此提出当代书法文化生态转型的问题。在深刻分析这种不可逆转的生态转型带来的诸多影响后，指出当代书法人，“需要以积极、审慎、理性的态度，顺应数字化态势，明晰原委，寻求守望与共享汉字的方法”。关于当代书法单纯追求笔墨形式的弊端，言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我们仅仅把笔墨视为书法的“本体”，而面对古代书法作品时，抽离政治文化功能和日用情境，仅聚焦于审美层面，在关注线条、造型、空间等静态视觉形式因素时，忽视人及其书写行为等动态因素，在解决当代书法创变问题时，也便以笔墨形式为核心。这样，中国书法上升为“翰墨之道”的人文内涵与价值观念，也便分崩离析。（见第40页）

　　由此，言先生提出一个中国书坛需要重新觉醒的问题。他说：“中国书坛的新觉醒，是书法人以道为本，以德为基，合乎技、进乎道的时代文化创造与发展动向的觉醒，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认知与履职的觉醒，是‘周知万物，道济天下’的时代人文精神建设与完善的觉醒。”同时强调“觉醒是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一种方向，也是一种精神，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更有主体发展的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我们也要问书坛何态？书家何为？书艺何向？对此，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应对时变的智慧源泉”（见第41页）。

　　在全面讨论当代书法文化源流、质理，变革理路以及今后发展理念、体系建构诸问题时，言先生从总结中国书法传统经验出发，特别强调当代书法“人的复归”这个重要观点。指出中国书法优良传统，是书法本体依“人”托“物”，以“观物以通神”为旨归，而且在长期经验积累上，优秀书法家的创作达到心、手、眼三者的共融。在此基础上，言先生提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三层级”书法本体观。他将书法艺术的本体，划分为三个层面：

　　一层为“道心本体”。指不可见的心悟或神气，体现为法道本心，中庸自然，趋时知变的思想理念，主要针对书法艺术观念而言。

　　二层为“行为本体”。围绕人手的挥运，显示为主体游艺于斯，尽性显情，驻足日常的行为形态，主要针对书法创作行为而言。

　　三层为“形器本体”。指视觉可感的形质，以形器之用，笔法墨法，字篇形式为主，主要针对作品而论。

　　言先生在解释他的“三层级本体观”时强调，“道心本体”源自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哲学思想，是由传统哲学思想逻辑的“自然→道→阴阳→形势”反向观照而得，即“形势→阴阳→道→自然”，这是书法艺术最深层次的本体构成，它十分重要，但也极其玄妙，需闭目神思，依人性真善，由“法道”到“本心”，经过长期修炼才能真切感悟，并在整个书法活动全过程得以体现。言先生认为，儒家中庸自然思想，是“道心本体”的“审美法度”，“趋时知变”是书法家应有的“自律观念”。“行为本体”的主体（作者）存在向度，包括“游艺于斯”的境界、“尽性显情”的创作准则、“驻足日常”的实践模式。“形器本体”则可分为基于物用的形器功能、笔墨技巧展示和立足感观的形势章法及风韵格调。依托这个“三层级本体观”，言恭达先生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书法艺术评价体系，并由此展开他对当代书法文化的全面评述。

　　当代书法发展70余年（按言恭达先生观点，从1949年算起），关于书法艺术性质的讨论一直在延续，其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出现持续十余年的讨论热潮，不少学者，如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韩玉涛、陈方既、熊秉明、尹旭、周俊杰、陈振濂、毛万宝、姜寿田等人，纷纷发表意见，提出过多种不同的书法本体观，如有意味的形式、写意的艺术、线的艺术，还有表现论、再现论、神似论、多质论、造型说等等。对此，笔者曾全程关注，并部分参与讨论。按言恭达先生“三层级本体观”，追溯过去对书法性质的讨论，笔者认为，言先生在本质上与李泽厚的“有意味的形式”说，韩玉涛的“写意的艺术”观以及赵翼荣、陈方既等人的“写意说”可谓意理相通，不谋而合。毫无疑问，这是大浪淘沙之后，文化真理的黄金闪耀之光，是有志之士共同努力而达到的必然默契。不过，这里我们更需强调的是，言恭达先生分三层级讨论书法本体的做法，更加符合书法艺术的实际，也更方便切入对古今书法从创作到欣赏各个环节的深入讨论。我们注意到，这正是言恭达先生立足中国文化哲学实际，深入把握中国书法特色及内涵，又有机借鉴西方哲学、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步。用言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他研究当代书法“融古”而“耀今”意识的集中体现。言先生说：

　　从当代书法文化角度来说，“耀今”意识应该是当代书家的一种群体共识，而不仅仅是个体的局部努力。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书法文化环境的塑造和引领，牵涉创作风气、书法批评基本立场的确立，需要我们本着学术和文化发展的情怀，抛弃观念、门户或派别之见，为把握当代书法的发展动向而做出有益探索。唯有如此，才能促成个体书家“融古”和“耀今”意识的明确。（见第194页）

　　经过数十年书法创作和思考的实践，笔者在为中国书法无穷魅力所吸引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到它境界之深远，攀登其艺术巅峰的艰难。而眼下，我们又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爆炸和世界动荡不安、历史格局大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这样高度信息化和物欲横流的大背景下，作为书法家，极易产生消极心态而随波逐流，甚至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言恭达先生是我们书法队伍中，极为罕见的能够长期恪守文人初心，具有坚毅道德情怀，而且执着追求崇高理想的代表人物。笔者非常赞成言恭达先生关于当代书法文化本体建构方面的诸多观点，尤其是他对当代书法发展所提出的诸多意见和建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今中国书法界的时代强音，他对当代书法家提高思想认识，提升社会责任感，提振深层次的文化信心，放下浅薄而盲目的轻狂，从简单笔墨竞技场，走进中国书法高雅神圣的殿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值得书法同行高度重视，加以牢记并付诸行动。

　　请允许我摘录几段言先生精彩的言论而结束本文。

　　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阿罗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示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与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华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而中国的道教，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与军事，不是民主与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见第216页）

　　书法艺术是抒情的艺术，它以文境为载体，以书家创作时的“心境”为依托，是书家在相宜的创作环境下抒发创作激情、施展创作技艺、臻于物我交融境界的精神创造活动，这种境界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个中国艺术传统中最高的审美准则。因此，书法艺术的境界应该是文境、心境、环境的综合产物。

　　当代书法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之上，而引领当代书法审美方向，从根本上需要哲学的思考。我们说，在科学、艺术、哲学之中，哲学是“第三种智慧”。当下书坛的“对症治疗”需要“哲学经方”，需要中国传统哲学走向当代哲学的时代思考，催生出“智慧方案”，此“慧”是定理，是重塑东方美的“第三种智慧”。它预示着当代书法美学精神的战略定位。（见第217页）

　　当下，是一个需要哲学，需要思想，也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目前，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下，传统的中国书画艺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这种严峻性，最清晰地表现为西方艺术价值观的冲击与消蚀，以及中国艺术民族文化立场的转移与核心价值观的颠覆。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的发展，亟需文化理想与文化价值的架构，需要书画家文化身份的重塑和艺术心灵的回归，当代书画家最重要的追求是人文品格与时代人文关怀。（见第218页）

　　我们这个时代，如何让全民从财富围墙里冲破出来，赢得真正的人性本真，还原文化自信下的盛世生活？只有一条路，就是转换物态竞争下，浅层面的、唯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将其提升到当代“礼乐生活”的建构中。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让人们过上温饱安居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进入新时代，优雅的、诗意的生活。这种“文化复兴”、精神模式的转变，无疑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与必然，也是新时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终极关怀。（见第225页）

　　（作者黄君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