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室,是对居家斋室的一种雅称。唐代一位叫李泌的官吏别出心裁地为自己的家居书房取名“端居室”。自此蔚成风气,大凡达官贵人都风雅地为家室取个斋堂馆阁类的名号。若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就有玉兰堂、停云馆、玉磬山房、歌斯楼、悟言室等诸多的斋室,给人居室多多的印象,其实它大多是有名无实,他的斋号只存在于印章上。在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这也是文人雅趣的体现。
兰室不能仅是明窗净几,阳光月色,它是主人身价学养的外化,故而以文玩、艺术品充实点缀兰室,成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文人绅士务必要上心去充实、丰富、打理的要务。而这对泱泱华夏文明古国里的士人而言,根本算不上是犯难复杂的事情。
华夏文明五千年,先民代代相传的勃发艺心,造物必寓艺术,创造出了世界上堪称最丰富的精妙绝伦的物事。这些出于实用的器物,无不赋以鬼斧神工的匠心。尽管漫长岁月里不断战乱和天灾人祸,消失摧毁的传世品多多,损失令人悲催,然而古代“以死向生”的厚葬观念顽固地扎根于社稷,故而依然有不可估量的文物艺术品埋葬或窖藏于地下,且时有惊喜的涌现。我中华堪称是地球村里最神秘、最庞大且不可名状的艺术品大宝库,近几十年被动而又轰动的少些考古发掘,就验证了这无可置疑的实况。
依笔者的拙见,艺术源自于生活,赋自于实用。悠长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异而不同又相互磕撞的文化,正是形成理念多元,门类丰富,奇幻灿烂艺术的沃土。所以在文物艺术品这一块,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大可用“没有做不到,更有想不到”的奇诡来形容。从艺术史的角度分析,唐以前的约四千年,大致是处于顺势而为,重制作而少总结,可谓是一大憾事。而自从北宋以降,由于制度的演变,观念的更新,文心的焕发,对先祖林林总总的古物器着手,火热地兴起了从艺术本体着眼的全新而持续的研究风尚。在此时期,各类研讨撰写的文艺巨著接踵涌现,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伯思《东观余论》、陈思《书小史》、欧阳修《集古录》《砚谱》、宋徽宗赵佶《宣和博古图》《宣和画谱》《宣和书谱》、苏易简《文房四谱》、赵明诚《金石录》、赵希鹄《洞天清禄集》等等,不可胜数。其中若赵希鹄一书就辑录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今纸花印色、古画等十一项。足见时人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搜罗之广,风气之盛。可见自北宋始,意与古会且争艳斗丽地开启和拓展了文化艺术史上深远的鉴古、赏古、玩古的新阶段。
要言之,上古的文物艺术品,到了宋代才凸现出其崇高的地位和价值。彼时,全国人口超亿,生产总值约占世界四分之一,文化艺术成为社会的必需,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诚然,在此尤当指出,宋代印刷术的完善和推广,让文人学者图文兼美,呕心沥血的著作得以化一为万地迅猛普及至整个社会。著作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它势必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的腾飞生发出强大的驱动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是真正揭示、推进先前四千年文化艺术纳入学术化、系统化的重要节点。故而陈寅恪先生曾称“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再推而论之,宋代文人以言之有物且巨量的实证和论述,可信地揭示了过去的混沌迷蒙的历史、人文和艺术;同样,宋代构建了文玩、艺术品学术研究的大纲,开启了对后世传承有序的推陈出新的走向。
倘要谈到华夏文物、艺术品的文玩,若青铜器、金银器、陶瓷、玺印、玉珉、纸砚、笔墨、法书、绘画、古籍、茶器、碑版、漆器、武备、简牍、竹木牙角、金银饰物……何止百门千类,且先民的艺术才智、创作技能是超乎想象、神乎其神的。是不愧为世界艺术史上极辉煌的瑰宝。我们知道,博物馆、美术馆、艺展会对我国而言,毕竟是近世的设置。自宋至今,朝代更迭,而不可胜数的兰室始终是陈列展示古今文玩艺术品的一块神圣之地,它精妙极致地体现了主人的文化取向和意趣,也是心灵憩息的港湾。置身其间,往往会进入思遇迹化、心犀相通的妙境,突现出文化艺术深沉内敛而感人养人的力量。诚如张伯驹先生所称:“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
《兰室撷珍》展,是继2017年韩天衡美术馆举办《兰室长物》文房展的一次后续。重点是展呈宋元明清及近代传承有序的书画、文玩约50类,计505件,较之华夏满天星辰般的文玩艺术品,它仅算得九牛一毛,然豹之一斑,就中也不乏足堪击赏之品。相信在当今崇尚学习,弘扬、繁荣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它会给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文玩知识和艺术的享受,也期待《兰室撷珍》展对观者自家的兰室生香、文化加持,会有所启迪。
半年多的艰辛操办,展事得以顺利揭幕,作为策展人的我,谨向为展事付出心血的同仁,埋头苦干的工作班子,乃至诸多慷慨借展文玩艺术品的藏家们致以真挚的谢意。
(文/韩天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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