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纯：做好涉疫治理“下半篇文章”

　　新冠肺炎疫情是最近一个世纪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冲击最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对世界各国在极限条件下的治理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疫情防控不仅考验各国的综合国力，也检验着涉疫治理的制度效能，还体现着对待灾难和生命的不同价值观。中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彰显了大党大国的政治成熟、人民情怀与历史担当。

　　回顾疫情防控近3年来的历程，中国相关政策和决策的出台有几个前提。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是前所未有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是中国有着“国以民为本”的政治传统，三是中国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与西方所谓“有限政府”不同，在面对突如其来、任何专业研究者都无法准确预判走向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时，必须在政治伦理和人民生命方面担负起特殊的使命。中国的防疫政策不仅需要随时掌握复杂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尊重生命，同时决策者需要具有战略远见和强大意志力，如此才能把舵定向。正因此，早在疫情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发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最强音。可以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体现着中国涉疫治理的强大价值观优势和高超政治智慧。

　　当前，新冠病毒变异问题尽管仍难以准确预测，但全球范围内的疫情传播总体上出现了转机。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关于涉疫治理的讨论变得复杂，甚至被涂抹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在全球疫情传播初期，中国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疫情卓有成效的控制，成为涉疫治理的典范。后期我们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全力以赴救治感染者，另一方面为最大限度遏制疫情蔓延，实施了一定的临时管控政策。这些措施有效克服了紧急医疗资源一时的不足，实现了世界最低的死亡率。

　　在这场疫情中，从个人到家庭乃至整个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正是因为在国家涉疫施策中选择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不是精明地“计算代价”，才实现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也最大程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对比一些其他国家可以发现，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将疫情限制在可控范围，分步骤地引导国家涉疫治理向既定目标迈进。中国的涉疫治理，是要求国家具有优先组织能力，对经济社会各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保护人的生命这一发展的基础力量。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涉疫治理是有着整体观的，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

　　随着不少地方治理单元正在进行密集的政策调整，目前我们走到了涉疫治理的一个路口。不妨判断：国家涉疫治理的生命保护目标已基本达到，民心顺应疫情变化的拐点已经形成，我们正处在政策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把涉疫治理分成上下篇来看待，那么上半篇是国家决策层面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有步骤地恢复经济社会秩序；下半篇就是各地应当贯彻好中央的涉疫治理指导思想，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推动复工复产。

　　目前，在国家涉疫治理的上篇取得优异成果的前提下，在疫情形势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应当着力做好疫情防控“下半篇文章”。地方作为下半篇的主导力量，应更有积极性、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在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实实在在地有所作为。我们应当坚定信心：中国靠自己的能力阶段性地战胜了这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文/杨永纯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