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推出专题片：方土的写意人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画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探讨了中国水墨画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当时一群年轻的画家受到文章影响，也参与到了讨论当中，他们主张既不重复古人，也不照搬西方，而是探索一种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实验水墨”。1996年，他们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给中国当代水墨画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直接促成这个研讨会的就是时年33岁的方土。

2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美术界掀起一股浪潮的年轻画家在“实验水墨”这条路上究竟走了多远呢？

理解方土和他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画坛，方土一直是个独特的人，他涉猎的创作题材广泛多样，他渴望与时代同呼吸，曾经一度极力避开传统绘画所带来的限制，寻找表达的自由。他以自己宽阔的创作领域和个性化语言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但年轻时的方土也曾经心高气盛。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尤其年轻的时候，因为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甚至（当时）我看到一些画家，我都觉得他们一辈子所做的工作没意义，我的工作才最有意义。所以也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自己前进的力量。

然而在年轻气盛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方土这一代水墨画家的焦虑与彷徨。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蓬勃发展，但是沿袭传统画法和题材的水墨画却“置身度外”。当时的水墨画家因为有着巨大的需求市场，基本上不介入当代艺术。渴望改变的恰恰是一群具有变革意识的年轻水墨画家。他们感受到了当代艺术的力量，认为传统的水墨绘画方法需要有所创新。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因为有一批人认为应该回到传统，我当时的观点就是传统是回不去了，因为我们只能现实地面对当下。

1996年，“走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实验水墨”正式宣告登台。

“实验水墨”顾名思义就是对传统水墨画创作的一些探索，既包括题材也涵盖技法，目标是解决中国绘画的当代性问题，但这条道路无疑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传统中国画从来不讲究实验性，而是要求延续传承和适当的新意。究竟如何突破呢？方土陷入了长时间的思索当中。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所以我当时就假设这支毛笔驾驭不了我要表达的这种情感，所以我是拿起了排刷，在画面的构成，入画的方式全部解构了，它最后就剩下一种甚至是一个材料。我抓的就是一种心境，心跟自然的一种关系，不是一种通过物象来表达。

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往往是借助物象，也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以线条和墨色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或对世界的认知，千年以来莫不如是。方土放弃毛笔，以大块的面取代线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抽象化的视觉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创新。

中国画学会会长 田黎明：当时也是参加“实验水墨”群体展，那时候对他印象就很深，他很具有一种反叛性，而这种反叛性呢，他不是说抛弃传统，他是用当代的语言，然后仍然是用传统的一些内核来进行支撑的。

北京画院原院长 王明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一个艺术家，而且实际上他不把自己的技法当作一个画画的一个标准。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画家 陈孟昕：他是根据（题材）的需要来变动他的笔墨，所以他是不拘一格的，他是具有引领性地、创新性地、探索性地运用笔墨。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那些年对材料的认识，那我就跟一般人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再来表达我现实所发生的一切，这个语言就很饱满了。这是我觉得“实验水墨”20多年最大的收获。

对水墨材料认识上的变化最终在作品上得到了呈现，2004年在全国美展上，方土入选了一幅巨大的不合传统花鸟规范的作品，狂放的笔墨，一气呵成的气韵展现了他在笔墨语言之间的巧妙衔接与融会贯通。至此，方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与他二三十岁时相比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我觉得传统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掌握，我们老觉得局限了我们情感的发挥。事实上当你认识够深的时候，它一样也是很自由，一样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所以我再怎么样“当代”，我在（绘画）语言上我还是很传统，我还是运用最传统的材料，这个工具来呈现。

2021年5月，方土首次以（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的身份推出“一格·方土水墨展”。在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美术界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来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不拘泥于某种固定样式，存古意而开新境。

2019年，方土离开广州画院入职中国国家画院后，他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京城，初来乍到，山外有山，还是悠着点。”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一个人事业心很重要，来北京还真的是对艺术还是有一个很崇高的一种向往。

离开生活了近40年的广州，朋友们说他这是“地方粮票”换成了“全国粮票”。但北方的气候和饮食让他这个世居广东的潮汕人至今还有一些不太适应。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徐里：方土先生调到北京，在（中国）国家画院工作以后，画了一批我们的农民在脱贫攻坚过程当中获得幸福感、喜悦的新的形象的一些写生作品。而且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以一种聚焦，相机的方式来体现。

北京画院原院长 王明明：这次展览有几个系列，我看了也是很激动的。因为从一个艺术家来讲，他关注人文的东西，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样的艺术家其实并不多。

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 杨晓阳：他是关注现实的，他利用了“实验水墨”取得的材料本身、形式本身探索的结果介入到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关切中间去。

艺术家的创作当然总是在变化之中，但有一样东西在方土这里从没有改变，那就是渴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从懵懂年少之时起这个美好的愿景就已经根植于他的内心，而种下这颗种子的是一心想要培养“神童”儿子的父亲。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他有这么一个念头，就很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神童”，因为当时我们潮汕地区出现过几个“神童”作品都上了《人民日报》《人民画报》。

方土的艺术道路渗透着父亲的心血，方土兄弟姐妹八人，日子过得很不宽裕，但父亲总是竭尽所能为方土拼凑着最好的学习条件，而母亲的想法似乎更为务实。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其实我妈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潮汕人对子女，不管你怎么样，有一技之长是很重要的，画画也算一技之长。

20世纪70年代，在广东的惠来，想要学画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没有画画使用的宣纸，学校里也没有专门的国画老师。于是父亲就托人从外地买宣纸，甚至还在惠来的乡下找到了人称七爷的老先生来教方土画画。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我这记忆很深，因为我爸买了那个绿豆饼，一筒就十（块）饼，这十（块）饼绿豆饼拜师什么概念？一块绿豆饼我们家要切成八块，兄弟姐妹一人只吃一角，吃到那个香到我当时对这个绿豆饼就我就已经“苦大仇深”，我说长大我要赚到钱一定要把饼吃个够才回家。结果为了拜七爷（为师），竟然买了十块饼。

七爷姓张，他为什么会画画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从他留下的这些作品来看确实功力深厚。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因为这些画老人家几乎就没起稿，就直接拿毛笔来造型。所以之后我学国画，我到现在没有起过稿。那时候理想并不高，后面初二这个时候恢复高考，突然间说画画可以考大学，我都很惊讶，因为我怎么样都没想到画画跟考大学有关系。开始考附中，后面要考油画系，后面考工艺系，都落在这个文化课上，考了几年没考上。我还跟着油漆工到乡下去，他们（油漆上好）之后我来画。读了四年我（成绩）从来就没排过第二，就一直都是第一。为什么？因为拿毛笔是我的本行，因为我7岁就开始学国画了。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学期间一直表现优异的方土，毕业后居然有六年时间根本不在绘画领域。方土服从分配，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待了6年，这段看似和绘画相去甚远的经历却让他有了新的收获。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你看我从广州美院毕业，一下子拐弯去拍电影，当时一去珠影，硬条件我们一个月要看100部电影，而且是内部电影是没翻译的，那时候各种电影语言表达方式、长镜头、短镜头，加上搞摄影的人又是跟我同个组，老问他当时怎么拍、怎么嫁接，这些东西都跟后面的绘画有直接的一种关系。

1992年，在画坛前辈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方土进入广州画院，终于回到了专业的绘画领域，而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对青年画家的扶持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

每个画家都是从年轻走过来的，但如果没有专业机构和权威人士对年轻人加以关注，往往出现两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画画聪慧的人为了生存到处兼职或改行，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人整天画画却始终见不到才华显露。就在很多人感叹一拨又一拨新秀他们都去哪了的时候，方土在广东推出了“青苗计划”。

方土一直将推动“青苗计划”视为自己对中国画坛重要的贡献。“青苗计划”由中国国家画院、广州画院、广州美术学院三方共同发起，方土是召集人。参与计划的年轻艺术家可以接受名家的点拨和导师的指导。看到自己与同伴的差距，并有机会参与重要展览和展示。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我们年轻的时候成立什么画派，什么“后岭南”（画派），然后搞什么几人展，你看那都是想扎堆，最后想呈现，但现在年轻人就没这个概念了，你不给他们做他们自己都很木讷，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些年艺术家培养那么多突然老觉得后面追兵少了。

在方土看来“青苗计划”最大的价值是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一个有益的成长环境，所谓“同台吃饭各自长肉”，最终当然还是要靠自己。

中国国家画院专职画家 方土：就像我们跑步一样，你跑多快是不知道的，你没时间看秒表，但是你跟着一个强人跑，你就知道你排老几了是吧，你下操场你知道这几个是高人，那你跑起来你的速度自然就就会快。

广州画院画家 李夏夏：当他发现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你能从他的眼睛里面感觉到，他突然间他好像看见别人看到了一个古董，或者别人看到了一笔财富一样，他就突然眼睛就亮了。

从“实验水墨”到主旋律创作，从花鸟画到人物画、山水画，从传统到当代具象到抽象，从大制作到即兴小品，方土均有涉猎。一直以来他从不画地为牢，而是尝试用不同方式极大地拓展水墨语言固留的疆域，于曲折中求变也成为他唯一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