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负十四亿》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奋斗的一百年。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曾改变，也绝不能改变。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

　　习近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中管干部484人，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人管不住内心的贪欲，不收敛不收手，甚至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违背党的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影响党和国家政治安全。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孙力军：我应该说算是（党的）十八大或者十九大之后都没有收敛也没有收手的，犯了不少错误，也犯了不少罪过。

　　孙力军，曾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通报用词极为严厉，指其“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

　　紧随孙力军之后，政法领域多名省部级干部先后被查处：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极度腐化堕落的典型。孙力军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孙力军团伙的问题大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滥用执法司法权，跟利益商人深度勾结。孙力军等人通过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财物，其中孙力军、王立科收受财物达数亿元，其他人也有几千万到1亿多元。王立科就是其中的典型，甚至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王立科：对不起这身警服，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人民。

　　王立科和涉黑组织的关系，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在家乡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结识了在当地“捞偏门”的娄河。此后20多年里，娄河从最初经营赌场，到发展成为暴力为祸当地的涉黑组织，再到发家后表面“洗白”转入地下，一路仰仗王立科的庇护，娄河累计送给王立科财物达8000多万元。

　　田彪（辽宁省公安厅工作人员）：我搞这些年涉黑案件，像王立科跟娄河之间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当“保护伞”这么死心塌地，还是很少的。

　　90年代初，娄河在北镇开设多家赌场、娱乐城，就开始向分管治安的王立科行贿。当地民警曾接到举报想调查娄河，被王立科制止并严加训斥；省里市里有打黑行动，王立科就提前给娄河通风报信；他还滥用警权帮娄河打压竞争对手。曾有另一名涉黑组织成员李某向娄河叫板，王立科应娄河请托重点侦办，打击了李某的势力，壮大了娄河的声势。

　　有了王立科撑腰，娄河有恃无恐，财力势力迅速壮大。1998年，他投资建成大河酒店，并在酒店内常年开设赌场，豢养打手。该组织成员数十人，多年来涉及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80余起，治安案件30余件。

　　当地两名普通农民，2000年因为小事和娄河的小弟起了口角，娄河随后派20多名打手前往“教训”他们，导致一名受害人腿部截肢。娄河团伙被逮捕后，他们决定站出来申诉冤屈。

　　北镇当地村民：把腿给打折了。后期知道有一个叫王什么科的是省厅的，是省上头的领导，要是没有人罩着，他黑得了吗？

　　王立科随着职务晋升，担心被娄河影响了仕途。2008年，他精心设计让娄河到北镇市公安局“自首”，实际是完成“洗白”。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王立科将本该用来捍卫公平正义的执法权异化为谋取私利、买卖人情的私权力，他要求北镇市公安局对娄河从轻发落，将他所涉及的案件最终都作了撤案处理，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政法机关的公信力，而且践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表面“洗白”后，娄河“转型”以房地产商身份亮相，实际仍然非法垄断北镇一带采砂业、旅游业、物流业等多个行业，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王立科身为警务人员，为什么会毫无职业荣誉感，包庇涉黑组织？调查发现，王立科打一开始进入警察队伍就动机不纯，这和他的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王立科的父亲多年经商，当年是北镇首富，在当地深具影响力，他一门心思要让几个儿子做官。

　　王立维（王立科二哥）：当时我父亲觉得做生意很难，做官好像来钱比较容易，有升官发财这种理念。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大家都看着父亲的面子照顾我们，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王立科最初在房管所工作，父亲找关系将他送进警察队伍，又继续拉关系帮助他得到提拔。王立科从基层民警到派出所副所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再到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背后都有父亲活动的影子。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王立科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我们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轨迹，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扭曲的价值观。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

　　王立科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位子上，父亲的人脉也基本到了头。但在父亲一路“教导”下，王立科早已出师。他一边利用权力帮多名老板办事，收受巨额贿赂，再用受贿所得继续行贿拉关系。他先是靠攀附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被提拔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在一次公务中，又认识了当时在公安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王立科：我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2008年的下半年，他到省厅考察，觉得他是公安部领导，很年轻。

　　在王立科眼中，孙力军岗位重要、上升空间很大，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近关系。2011年，他在孙力军到辽宁出差期间，首次送上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孙力军毫不推辞就收下了，也意味着接纳了王立科。此后，王立科多次专程到北京等地“看望”孙力军，送上银行卡、美元、公司股份。

　　孙力军：他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30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到案发时累计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而孙力军也没有让他失望。

　　孙力军：他去了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又当了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路我都提供了帮助。我把他当作自己人。

　　王立科需要依靠孙力军“上位”，孙力军则需要培植“自己人”占据重要岗位，两人一拍即合。在开除王立科党籍公职的通报中，有一句和孙力军的通报中同样的评价，那就是“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梳理二人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形成，能发现不少相似之处。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孙力军和王立科一样，根子上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他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当时的追求就是挣钱买房买车。后来，他父亲找关系，将他安排到卫生部门工作，他又开始琢磨怎么利用卫生医药资源挣钱。这样，刚踏进公务员队伍，孙力军的权力观、政绩观就已发生了极度扭曲。

　　2001年，孙力军就和一个做医药生意的老板商议，由孙力军负责介绍政府、医院关系，老板负责出资和公司运营，约定利益三七分成。

　　孙力军：我错误地认为，当官和发财是可以两不误的。我在卫生部门工作，认识不少院长，认识不少医生，能够帮他说上话，帮助他一块把药推销到医院。

　　孙力军到公安部任职后，继续利用权力和地位影响为该公司处理法律纠纷、逃避监管处罚，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财物。

　　孙力军：公安部的一个案子涉及到了他，我和具体办案的专案组同志讲了，没有对他进行依法处理，让他逃避了法律制裁。

　　在对权力和金钱的认识上，孙力军和王立科本质上高度契合，都认为权能生钱、钱又能生权，二者循环转化。2008年，孙力军调到北京工作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多名不法商人做生意提供帮助，不法商人则为他送上巨额贿赂。专案组最终查获的孙力军赃款赃物，包括巨额现金、名贵手表、金银珠宝、年份茅台、高档手机、名贵普洱茶等各种财物。

　　孙力军：我的权力变得更大了，犯了更严重的罪过。举个例子吧，我从来没有过闯红灯的历史，到了公安部之后，我认为闯红灯是很正常的。很小的一个例子，但这就是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己、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在行为上放纵了自己。

　　有了权力就想闯红灯，恰是孙力军权力观极度扭曲的生动体现。孙力军丧失了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律意识，其实就注定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到公安部之后，孙力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安插亲信，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他与团伙成员的交往完全建立在权权、权钱、权色交易的基础上。

　　在孙力军的价值观里，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2010年，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进入了孙力军的视野。他感到龚道安业务能力出众，于是主动拉拢示好，通过积极推荐运作，使得龚道安被提任为公安部技侦局副局长，之后又陆续提任技侦局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

　　龚道安：孙力军直接跟我说，愿不愿意到公安部来、到技侦局来？我也感觉得到，孙力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孙力军在业务上需要利用龚道安，因此他对待龚道安的方式，和对待王立科截然相反。从王立科身上，孙力军是大肆收钱；而对龚道安，则反过来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从受贿所得中拿出大笔资金，为龚道安解决孩子住房、安排亲属工作等各方面问题，还给龚道安下属团队发“奖金”，促使龚道安不遗余力地为他效命。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龚道安由此对孙力军感恩戴德，言听计从，认为绑定了孙力军就是绑定了美好未来。这种丧失政治原则，不信组织信关系，搞团团伙伙、搞人身攀附的行为，造成了恶劣政治影响，最终被查处的结局是必然的。

　　龚道安不仅自己为孙力军效命，还帮孙力军经营充实“小圈子”，向孙力军推荐时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孙力军帮助邓恢林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2014年，孙力军又物色到另一个“自己人”刘新云。刘新云原来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一次公安部在山东有会议，刘新云负责安保，晚上主动到孙力军住所自我介绍，拉近关系。

　　刘新云：就上他宿舍，我就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知道，你是济南市公安局的；我说我们在外面搞保卫，你还有什么要求？

　　孙力军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员，看到刘新云积极贴靠，马上心领神会。他向刘新云透露了当时正在查办的一起案件情况，既是炫耀自己能参与要案，也借此显示把刘新云列为了“自己人”。

　　刘新云：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这么说，我当时就感到，这么重要的机密直接和我说，人家瞧得起咱。

　　经孙力军运作，2014年12月，刘新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他一到北京，孙力军就安排饭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员给他接风。

　　刘新云：他就说，刘新云这不也调来了，你们都要支持他的工作。他说，你网上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我。说这几句话，第一，都要支持刘新云，第二，我给你安排任务，你回去要研究。显示出他在这个圈子当中的地位，明眼人一听就明白。

　　刘新云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龚道安也同样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信息、汇报案件办理情况。他们违规提供给孙力军的材料，绝大部分孙力军无权知悉。

　　孙力军：我要求他们把办案的相关材料都给我看一下。这种行为就是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2018年，孙力军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长位置，他自恃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副部长，有他人不具备的政治潜力和优势，野心更加膨胀，大搞腐败，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谋求自己所谓更大发展，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他一边享受着吹捧，一边下定决心钻营，还经常向“小圈子”里的成员进行封官许愿。

　　以人身依附为底色的“小圈子”，只要某个成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暴露出来，就会牵出利益链上勾连捆绑的各色人等。孙力军及其“小圈子”从一时繁荣到集体落马，看似突然，实则必然。

　　孙力军：我一直在反思，我为什么犯了这么多错、走了这么远？通报内容是准确的，我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丢失了理想信念。你是做公安的，是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是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党的十八大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典型。目前，对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中央已决定对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

　　政治意识、法治意识、纪律意识，对党员领导干部至关重要，对于掌握执法司法重权的政法队伍更是如此。执法司法权一旦被滥用，必然严重伤害社会公平正义，最终反噬自身。按照党中央重大部署，2021年2月开始，分两批次进行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紧扣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坚持全链条发力、全系统整治，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彻底整治顽瘴痼疾。

　　孙东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孙力军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案件，特别是这些人顶风违纪、知法犯法，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贪污贿赂数额巨大，影响非常恶劣，这是十九大以来我们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体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

　　腐败问题本质上是政治变质。党的百年历程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与拥护。因此，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党的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开展专项整治，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反腐败的实际成果。

　　马林昆（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 院长）：自己受到物质的影响，迷失了方向，主观上产生了私欲，所以走到今天是必然的。

　　马林昆，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2020年12月被立案审查调查。云南省纪委监委在开展医疗行业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专项整治过程中，收到了医院职工对马林昆的举报，反映他从医疗器械采购等业务中谋取私利，并最终查证属实。

　　杨新宇（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林昆作为院长，与外部的一些商人沆瀣一气，共同攫取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

　　马林昆曾经是一名业务能力出众的医生，但走上医院领导岗位后，却渐渐偏离了治病救人的初心，尤其是2011年担任医院院长之后，用一把手的权力变现的行为愈演愈烈。

　　马林昆：担任院长一把手，肯定手里有一些决策权，这些商家、老板也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朋友来找到我。他无外乎想，第一认识你，第二和你走得更近、拉好关系，第三有机会的话，把生意做成。

　　马林昆当然清楚，这些商人老板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而他的内心，其实也早就潜藏着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因此，面对“围猎”，他并没有排斥，而是考虑如何设置“防火墙”，恰在此时，他妻子的哥哥杨卫星也找上门来。

　　杨卫星（马林昆妻兄）：我妹夫当到附二院的院长了，当时我想的是，利用亲戚关系做点事，做点医疗设备生意，大家都可以赚点钱。

　　马林昆：直接和厂商打交道，我个人认为不安全。通过杨卫星呢，我个人认为是安全的，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就像鸵鸟把头插在沙丘里，好像就完事了。

　　马林昆和杨卫星商定，从医疗设备采购中共同牟利。为了掩人耳目，由杨卫星来做了马林昆的代言人，而且杨卫星也不要直接出面，再找一个中间人更安全。杨卫星于是又找了一名和他关系密切的商人吴楠，由吴楠出面和医疗器械设备商接触，等于再增加一道“防火墙”。

　　吴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没有见过马林昆，他自己也很谨慎，他也不愿意见我，有什么话告诉杨卫星，杨卫星再转告给我。

　　吴楠作为中间人，联系上了医疗器械设备商蒋建华，一个利益链条由此搭建了起来。

　　蒋建华：附二院需要这个设备，我帮他做招投标，然后把利润返给他。

　　从2012年到2017年，蒋建华公司的医疗器械在马林昆帮助下，13次被昆医附二院采购，每次采购成功后，他就将巨额好处费交给吴楠，吴楠、杨卫星、马林昆按照约定三人平分。这个利益链条得以成立的关键环节，当然还是马林昆。

　　杨新宇（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林昆主要负责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设备投标之前，将招标的一些信息，包括参数、价格以及型号、品牌等，通过杨卫星、吴楠转递给蒋建华；第二就是马林昆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在院内部协调相应的关系，确保蒋建华顺利中标。

　　马林昆尝到甜头后，胆子越来越大，开始跳过中间人，和更多商人直接接触。昆医附二院采购的数十种大型医疗设备，包括血管造影、核磁共振、CT、呼吸机、腹腔镜、肠镜、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综合手术动力系统、脊柱手术床等等，马林昆都从经销商那里收受了巨额钱财。

　　杨新宇（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比较典型的一台设备是数字血管造影系统，设备代理商从设备生产商处拿到的价格是579万元人民币，但是卖给医院的合同价却是117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翻了一倍。

　　经查，到案发时，马林昆总共收受30多名商人送上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达3000多万元。2021年7月，云南省纪委监委宣布对马林昆给予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目前检察机关已对马林昆提起公诉，等待法院审理。

　　马林昆：走到今天，我觉得只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提醒告诫我们的同行，让他们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真正把干净的环境，还给医患、老百姓，还给社会。

　　“看病难，看病贵”是长期以来群众反映的重点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着力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深化医改的重要任务。像马林昆这样利用职权，在医疗器械设备、耗材采购上攫取私利，医院多付的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患者、转嫁给财政，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金涛（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这个案子充分暴露了医疗卫生系统在重点岗位、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上，在药品采购、耗材采购以及大型设备采购上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及时指出来，并提出要求，责令他们作出整改。

　　强化惩治震慑的同时，更要让发现的问题得到深入治理。云南省纪委监委举一反三，深入剖析马林昆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推动昆医附二院落实以案促改；将10家涉案医药企业和供应商列入失信黑名单；同时，向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等7家单位发出了监察建议书，推动全省医疗系统深入开展专项治理。

　　金涛（云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全省医疗卫生系统开展清理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之后，应该说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在文明行医、廉洁行医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亮明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决行动和成效回应人民期盼。

　　李显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干部）：腐败与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容，与党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不放松，坚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不松懈。

　　金融是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金融腐败往往与各种市场风险交织，既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最终危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领域腐败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四次全会、五次全会上就金融反腐作出重要部署。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将金融反腐推向深入，查处了赖小民案、孙德顺案、胡怀邦案等一批重大案件。

　　胡怀邦：深刻反省，确实认识到自己所犯罪错的严重性、危害性。作为党员干部，收受财物而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因为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腐败。

　　胡怀邦，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19年7月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王相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干部）：胡怀邦案是金融领域不收敛不收手、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交织、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相叠加的典型案例。他违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这和他的腐败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国家开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主业主责是服务国家战略。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深化国开行改革工作，就是明确要求国开行进一步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压减商业性项目。胡怀邦作为国开行一把手，却公然违背党中央要求，抢在改革方案印发之前，帮助一家私营企业的商业性项目获取巨额贷款授信。

　　胡怀邦：开行改革方案，我是全程参与的。我知道这个改革方向，还是在改革方案下发之前，把他的贷款给批了，后来造成了不良贷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确实我应该承担责任。

　　胡怀邦这样做，正是因为收受了这家私营企业的巨额贿赂，这家企业就是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已宣告破产的“华信系”。“华信系”掌门人叶简明和胡怀邦从结识到发生权钱交易，另一个人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掮客”角色，那就是2017年落马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叶简明和王三运早就有利益往来，后来经王三运介绍认识胡怀邦，并请王三运出面帮助自己提出请托事项。

　　王三运：我觉得叶简明对我不错，他找到我，我也跟胡怀邦熟，我也觉得不是个难事儿。我跟胡怀邦谈的时候，就说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你能够帮就帮他。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2015年向国开行申请4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授信，叶简明再次请王三运出面，请托胡怀邦推动国开行批准这笔贷款授信。

　　胡怀邦：这个确实偏离了开行改革的方向。叶简明怕我不同意，所以又找我，叫王三运一起吃饭。我到次年2月份，这个圈就画了。

　　经审查调查，王三运和胡怀邦各自从叶简明那里收受了数千万元巨额贿赂，胡怀邦用“一把手”的权力强力推动，使得国开行批准了这笔从一开始就潜藏重大风险、也明显不符合国开行定位的巨额贷款。

　　刘华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胡怀邦理想信念丧失，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都严重扭曲，他明知华信的业务并不属于国开行的贷款范围，但是他还要把它包装成、解读成一种政策性业务，其实这背后就是胡怀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资源与地方领导作结交、相勾连，甚至通过向一些所谓“神通广大”的老板进行利益输送，妄图给自己的个人仕途升迁铺路，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胡怀邦：金融业的高管，你打交道的人层面都比较高，人家私人飞机什么都有，所以自己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意志薄弱，那就滑向深渊了。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随着叶简明于2018年涉嫌违法被调查，“华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经营中隐藏的诸多违法违规手段、靠高负债支撑的脆弱根基，都随着它的崩塌清晰地显现出来。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经合并破产，资产正在司法拍卖中。国开行至今有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给国家金融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王相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干部）：他收的钱和造成的损失比，又是小巫见大巫。金融腐败容易引发金融风险，贪污受贿的金额大，造成的风险损失更大，这是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突出的一个特点。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提出明确要求。讲话对一些金融乱象提出了严肃批评，胡怀邦自觉不自觉地对号入座，深感心虚。

　　王相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干部）：会议召开之前，王三运案发，胡怀邦心生惶恐，他怕传达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会引起行里面的议论，会引起对他不利的一些说法，他就没有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会议的精神便束之高阁了，这也使得开行的业务工作严重跑偏，错失了化解风险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机。

　　胡怀邦从2013年到2018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于他自身存在严重腐败问题，对党中央作出的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部署，自然也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使得国开行全面从严治党流于形式，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刘华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胡怀邦自己底气不足，腰杆不硬，所以就导致他当时在处理国开行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时候，一直都是高举轻放、遮丑护短，能不处理就不处理。胡怀邦这种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行为，导致在他任国开行党委书记期间，国开行管党治党长期宽松软，政治生态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可以说，胡怀邦既是国开行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同时他自己又深陷“染缸”之中，最终自食其果。

　　在胡怀邦干涉阻挠下，他任职期间，国开行没有主动发现、主动报告、主动查办一起重大案件，却有多名干部因职务犯罪被其它机关立案。胡怀邦自己也最终没能“平安着陆”，2021年1月7日，法院公开宣判，胡怀邦非法收受贿赂8552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胡怀邦：后悔莫及，因为人生没有回撤键。做了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现在在这儿，只能以负罪的心态服刑。因为无期，我的人生就在这里结束了。所以希望我这种血泪教训，能够教育和警示后人。

　　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政治。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推进反腐败斗争，就是为了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它关乎那四个字：自我革命。

　　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腐败问题、不正之风、特权现象，最是伤害民心；正风肃纪反腐，是民心所向，民意所盼。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获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极大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秉持自我革命精神，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