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孩子们心中的一束光！杭州小伙辞高薪工作扎进深山

央视网消息：从浙江杭州到贵州黔西的距离有多远？如今，即使是最快的高铁，都需要八个多小时。十一年前，杨明从杭州的一家外贸公司辞职，怀揣着教书育人的理想，一头扎进了黔西县的大山里，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执念藏心间，怎言“断舍离”？

杨明要去贫困地区支教的心愿，甚至可以追溯到2004年。那一年，他刚刚高考完，骑行路过安徽祁门时，一面公益广告牌吸引了他的目光，让他产生了在这里支教的想法。两年后的暑假，他再次回到祁门，实现了这个小小的愿望。

大学毕业经历过一段迷茫期后，2009年，杨明随爱心支教团队来到贵州省黔西县金碧镇瓦厂小学，开启新一段支教生涯。在此之前，曾就读于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现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对外汉语专业的他，在迪拜、杭州工作过，月收入过万元。十几年前的月入过万，是多少人眼里的“金饭碗”，杨明却辞职辞得毫不含糊。

水泥房校舍、上课敲钟，课间活动只有丢沙包、滚铁环……这样的学习环境，一股熟悉感油然而生。上世纪90年代初，杨明在杭州萧山的农村里上小学，学校由老祠堂改建。 “时代变化太大了，我在家乡已经看不到童年的影子，但是在贵州的大山里，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

别人把支教当生活体验，杨明却在这件事上较起了真。2010年，其他支教队员纷纷离去，杨明却选择考取了贵州省黔西县特岗教师，去到更偏远的景山小学教书。

当是走是留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杨明面前时，一晃已经到了两年后杨明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刻。“六一”节，除了给孩子们送礼物，杨明还教他们唱周华健的《朋友》，“没想到那次孩子们都哭了，虽然我没说过自己要走，但孩子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六一”节后，杨明带着孩子们去镇里参加小升初考试。路有些远，有个孩子就提议，给杨明唱首歌，说是送他的礼物。“一句话，一辈子，不要走，留下来……”稚嫩的歌声，就是之前孩子们刚刚学会的《朋友》。

杨明说：“当时我听完，心里真的很纠结很纠结，孩子们的眼泪比什么都重，孩子们哭，我也跟着一起哭。”

他又一次留了下来，与其说孩子们扯住了他的衣角，不如说是扯住了他的心，十多年也没有撒开。

家访走出“长征路”

支教第一年，杨明的班里转来一个学生，每天都穿着雨靴，拄着一根长长的木棍来学校，有时候全身都是湿的。杨明觉得诧异，国庆放假前，他就跟着男孩一起回家，看到一路的泥泞和污水坑，甚至还有野狗和突然从草丛里蹿出来的蛇，杨明明白了，这根木棍既是拐杖，也是武器。

没多远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学生家长看到杨明，一脸惊讶，“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家里来的老师。”

也是从这时候起，杨明开始了他漫长的家访路。“一个孩子这头喊一声，那头是能够听到的，但是要上山下山。”声音轻易可以穿过的距离，用脚步丈量起来却出奇的遥远，穿坏的无数双鞋子，便是最直观的“计步器”。

这些年来，杨明辗转六所学校、走过30多个村落，有时需要留在村民家中过夜，他尝遍了百家饭。合计上千公里的家访路，把他走瘦了十几斤，皮肤黑了，皱纹深了，从意气风发的高校毕业生走成了已有大半头白发的中年人。

“蜡炬成灰泪始干”

清晨，大山里的天依然漆黑，杨明就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宿舍，开始在公共卫生间洗洗涮涮。尽管宿舍的房间看起来有些简陋，但就在几年前，杨明的“宿舍”，都还只是教室里的一张折叠床加一床被子。教室被用作食堂后，杨明就“落户”到了不足五平米的储物间。

杨明总是随身携带糖果，因为低血糖，说话太久就会头晕无力，颈椎、腰椎、膝盖也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早年间，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处理，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经常工作到后半夜，落下了一身毛病。

2000多公里外，杨明远在杭州的父母都已经60多岁，日日夜夜想念着远方的儿子。

刚知道杨明考了贵州特岗教师时，父母听说贵州农村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天天给杨明打电话问他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是早点回家吧”。但杨明拿定了主意，雷打不动，对父母报喜不报忧。

去年父亲做结石手术，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杨明没能陪在父亲身边。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母亲又感染上肺炎住院，因为隔离政策，杨明还是没能回来。杨明一直说，自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父母。

五年前，家人开始在媒体报道上看到杨明的故事，看到照片里他满是伤口的双脚和简陋的校舍，才知道这么多年杨明真正经历了什么。也是因为报道，杨明开始遭受一些网友的质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么目的？”杨明觉得有非议很正常，“要是作秀能一直做下去也行。”

“想儿子啊，每天想，想让他回来，但他做的事情确实有点伟大。”提起儿子来，杨明的父亲声音里满是激动和骄傲。

走出大山，外面的天地又高又远。也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杨明才选择一次次留在大山，好让更多的孩子能看到山外面的世界，把自己燃烧成了照耀前路的火把，发出一束光亮。（文/王若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