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奔走8年,为生命按下“重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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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都可能是一个求救电话;每一个打出去的电话,都可能成为救人性命的电话。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便是器官协调员薛瑾的工作。

奔走8年,目睹过很多生命逝去,薛瑾的眼中没有疲惫,因为她看到了更多的重生。

另一种选择

2011年,薛瑾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实习时,偶然听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向医院申请配备专职协调员,便立刻向杨洪吉毛遂自荐。

劝告悲痛中的患者亲属捐献器官,是家人眼中残酷又尴尬的工作,但薛瑾“就是想试一试”。

如愿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薛瑾才发现这个岗位并不轻松。

2012年,薛瑾第一次跟患者家属沟通器官捐献。“当时器官捐献还不像现在这样被大众知晓,我特别紧张,去之前一直在想应该跟家属说什么,怎么说才能让他们接受我。”幸好,家属的捐献意愿比较强,薛瑾的第一次劝说很顺利。

但接下来是十几次的失败,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旁系亲属的反对,每一个因素都能轻易让薛瑾的努力功亏一篑。甚至有人质疑:人还没死就同意捐献器官,医院会不会就不再努力抢救?

“虽然明明知道家属如果同意捐献,至少会救五个人,但还是要尊重家属的意愿。”薛瑾说,“我们不是在劝捐,只是在他们的亲人快要逝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不管家属最后怎样决定,我们都理解与尊重。”

她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曾有一个家庭来了20多名亲属,薛瑾跟直系亲属交谈,旁系亲属一直在屋外朝他们摆手,之后,她就调整策略,“一个人直接面对整个家族的人”。

她经历过很多的遗憾:“有时需要拨10多个电话才能找到受体,不是对方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如果再多活一天,他就等到了。我都还记得他来排队时的模样,他的眼神,他的渴望。”所以她对自己的工作负有更多的使命感。

“在我心里他们都是英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移植手术,不知道谁会捐献,也不知道哪里会有器官匹配。”薛瑾必须随时做好工作准备。

接到电话通知就要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立刻出发,和供体家属沟通后,再联系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最终连夜赶往另一个城市进行移植手术,这是薛瑾的工作日常。

但她并不过分急躁,她会安静地陪伴捐献者走完最后一程,静默着表达敬意,再守在床旁等待另一个生命迎来新生。

一个病床号一直让薛瑾铭记于心。2014年的一天,医院重症监护室10号病床的患者宣布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其器官捐献,肝脏被移植到了同医院另一位患者身上。12个小时后,受体手术结束,住进监护室,刚好也被安置在了10号床。

站在病床前的那一刻,薛瑾心潮澎湃:“12个小时前,一个生命逝去;12个小时后,一个生命重生。也许那位捐献者已经被火化,而在这里躺着的人会带着捐献者的器官延续生命。”

这份工作的意义不止于此。

5年前,在薛瑾的协调下,田艳冰16岁的女儿接受了一个意外身亡的10岁孩子的肾脏移植。

从那之后,每个星期一的早上,薛瑾都能收到田艳冰发来的消息——“一周安好 ”。既是报告女儿移植后的状况,也是向所有医护人员表达问候。

女儿术后不久,田艳冰就登记成了器官捐献志愿者:“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捐献器官,遗体我也留给医学院的孩子们去做研究,让更多优秀的孩子学出来,去继承器官移植事业。”

8年间,薛瑾成功协调完成器官捐献300多例,让1500多名患者和家庭重获新生。直到现在,看到患者家属郑重地签下“同意捐献全部有用器官”时,薛瑾依然会肃然起敬:“在我心里他们都是英雄。”

“帮助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这是她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当你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重新站起来,你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在薛瑾和同人们的不懈努力下,截至 2020 年 6 月 3 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有效志愿登记人数达到2079369,29234人实现器官捐献,84810人因此受益。(文/阚纯裕 校对/宋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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