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1月18号本周五上午，一本名为《邓小平时代》的书在国内正式发售。这是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描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图书，而他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哈佛，傅高义先生有“中国先生”的称号，而这本《邓小平时代》他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写成。一个外国人，为何要写邓小平和中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又如何在庞杂的史料中清晰地寻找出历史轨迹与一代领导人的命运连接？今天，我们就与这位“中国先生”面对面。

　　解说：1月18号上午，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傅高义出现在《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作为《邓小平时代》英文原版的作者，这位82岁的美国老人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傅高义这样写道：“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

　　记者：这本书的名字叫《邓小平时代》，那您到底是侧重点在邓小平还是在这个时代？

　　傅高义：都是。

　　记者：都有。

　　傅高义：有的人开始，刚刚开始我做这个研究，只是做那个邓小平传，还是那个时代，是有两个，考虑了两个做法。

　　记者：怎么取舍呢？

　　傅高义：要是做邓小平个人的事，完全是他的从小到大的，比较全面的，　我认为不是邓小平传，邓小平当然很重要，但是邓小平一个人跟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所以我想从小到1975年，他的不多，但是1975年一直到1992年他做什么的，那是最重要的。

　　解说：《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虽然是从邓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广安说起，但傅高义仅用两个章节，短短3万多字，就写完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到1992年南巡近二十年的时间。　

　　记者：为什么这么看重这段历史，1978年到1992年？

　　傅高义：我认为就是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时期，是对现在的中国走什么路，也是最重要的时期。

　　记者：所以您很看重这14年。

　　傅高义：对。我认为1978年到1992年那是十四年，邓小平个人的影响非常大，我写那本书的目标本来不是为了中国人写的，而是为了美国人，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关系，但是美国人是不太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　

　　解说：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初衷。2011年，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式发行，立即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被赞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2年3月，这本书击败了基辛格的《论中国》，获得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而此前，傅高义曾写过两部关于中国研究的专著，事实上，他对中国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记者：您想研究中国，您通过什么方式去研究中国？

　　傅高义：我当时1961年修到了博士学位，我本来是学习美国社会，但是一个教授认为我应该到外国去了解，外国的那个情况，才能对自己的社会有比较客观的一种看法。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研究方式呢？

　　傅高义：因为自己在一个社会里面长大了，不了解外国情况，不能有一个比较，为了了解自己的国家社会是怎么回事，应该有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才能客观的分析自己的社会。

　　记者：这是不是中国人讲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傅高义：不一定是更清，但是这算是一个目标，当时因为那个中美关系有敌对的关系，没办法去中国做真正的研究，世界最好的地点我认为当时是香港，因为那个香港比较接近广东，所以容易比较了解那个广东的情况，所以开始研究广东。那么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一些报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杂志。

　　记者：您在香港怎么能够得到广州日报，还有南方日报这样的材料，当时？

　　傅高义：当时有一些图书馆，是1949年一直到当时1961年的。那很多年的（资料）都有，南方日报。后来哈佛大学也买了，所以我一年在香港做这么一个研究，回去哈佛以后，我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带回哈佛大学。

　　解说：直到1973年，傅高义才有机会作为第一个美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旅行。

　　记者：1973年那一次都中国的旅行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非常穷，非常穷的一个国家，他们饭不够吃，还有知识分子非常紧张，因为那是1973年，现在回忆起来理解，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我可以看知识分子也都怕，不愿意谈话，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比较聪明，比较了解情况，有一批，我见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有愿望，希望交流，能跟外国接触多一点，能到外国去学习。

　　记者：这是1973年您第一次到中国？

　　傅高义：1980年在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还有80年代初，我差不多每一年来到中国大概一两个礼拜，

　　记者：那个时候，每一次来都有变化吗，在您眼里看的这个国家？

　　傅高义：我认为80年代初变化还是不多，我听说比方说，要是香港人在广州走路的话，很容易看得出谁是广东人，谁是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衣服做法都不一样，距离太大了。　

　　解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逐渐对外开放，1987年傅高义与妻子艾秀慈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广东之行，并在两年后，发表研究中国的第二本专著《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

　　记者：变化是在什么方面，变化大不大？

　　傅高义：1980年代我买一辆自行车，但是普通的广东的家庭不能买，太贵了，他们没有钱买一个自行车，但是1986、1987年，大多数的人都有自行车，也还有的士，那些他们有了。

　　记者：作为一个很早研究中国的人，怎么观察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您会怎么想？

　　傅高义：我认为是好事，我对中国的前途很有希望，因为我认为第一次（我来中国的时候）人这么紧张，生活水平这么低，会有发展，我认为对中国当然是有好事，对中国的老百姓发展也是很好的事。

　　记者：这一段经历，对您后来写这本《邓小平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傅高义：邓小平第一个试点、实验，也是广东，还有深圳，所以我也看过了，1980年去深圳，1986年、1987年、1988年，都去看深圳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那个变化多么大，也是变化的过程是什么的。　

　　记者：实际上是给邓小平时代这部书的书写，打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

　　傅高义：我想是的，我本来没有这么个计划写邓小平，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运气也很好。　　

　　解说：好的运气并不意味着轻而易举。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前言《探寻邓小平》中这样感慨“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记者：那自然就给您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多麻烦，您怎么去解决这个麻烦？

　　傅高义：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比方说，《邓小平年谱》给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年谱是2005年，两本的年谱，邓小平年谱，文化研究室搞的，后来是还有三本，所以一共是五本，所以他哪一年见什么人，去什么地方，那可以有根据，又清楚，但是为了了解他的意思，他怎么想，应该了解每年环境的情况，也可以看一些当时的杂志报纸，也可以看，还有一些人的回忆录，所以我做的研究，最近几年写完了以前，我可以看到不少人的回忆录，还有我十分利用哈佛大学的优势，跟很多人能见面。

　　解说：除了大量的搜集文献资料，傅高义还采访了一系列曾与邓小平有过交流会晤的政坛首脑和商界领袖，如美国前总统吉米o卡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以及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前言中，傅高义列出了一长串受访者和中外研究者的名字，尽在这份名单中，国外的政要约15位，在中国的采访对象近140人，而这还只是他实际受访者中的一部分。当然，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中，对于中国，对于邓小平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尽相同。

　　记者：因为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自己就会受到各自这种文化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您在观察和研究这段历史、这个社会的时候，是否也会带着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去把把这种东西融在书里，您会避免这么做吗？

　　傅高义：我觉得我跟人谈话，我是很同情人的，了解他的看法，我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应该这么做，应该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的历史，他们的思想，都应该了解，应该同情他，所以那是一个研究的方法，所以尽可能向避免自己的，当然自己也有看法，但是应该那个自己的看法怎么会影响也要分析一下。

　　记者：我发现您在对话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同情这个词，还有理解这个词，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两个词？

　　傅高义：可能是我的性格，我应该客观的写东西，客观的写东西，应该多同情别人，应该理解他，才能更深地写真正的历史。

　　解说：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前言里，傅高义提到，“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我也在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数日：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县，打过8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成都与重庆，以及1930年代生活过数年的江西瑞金。”但他感到遗憾的是，“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

　　记者：为什么没有尝试过跟邓小平有过这种直接的接触？

　　傅高义：但是我个人都是纯粹的学者，所以没有机会跟国家的领导人见面的，很可惜啊，但是用别的做法来了解他，也是可以的。

　　记者：我也看到了一种评价，对您这本书，说您这本书，没有呈现更多的反对的，或者说是质疑的观点，您怎么看待大家的这个观点？

　　傅高义：有的美国的那个评述的人士这么说，第一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看的很详细我的书，反对他的人的看法，也应该解释，我应该都解释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学者的责任，所以要是他们详细看那个书，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说。

　　解说：随着《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在国内的正式发售，人们多了一个视角来看待并了解邓小平和他所开创的时代。而傅高义也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了解中国，继续观察邓小平身后的中国。

　　记者：您觉得评价一个国家前进，他的标准应当是什么？

　　傅高义：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比较全面的，当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社会政治老百姓的机会，应该比较更全面的，要包括生活，道德，跟别的国家的关系都要考虑。

　　记者：中国想往前走，但是走的这条路非常艰难，甚至是举步维艰的道路，您怎么看这30多年？

　　傅高义：当然有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单位把那个福利（包了），比如说一两个问题，那个单位是有责任，但是1978年以后，人跑来跑去，从农村到城市，所以需要一个全国的福利制度，还有一个医疗问题，应该有一个新的制度，成立新的制度，那是不容易的。

　　记者：您是希望中国的读者对自己经过的这段历史，也能有一个新的了解？

　　傅高义：他们可能是已经了解，我不知道他们（了解）多少，但是可能年轻人不了解，要是他们能够通过我的书，多了解历史，当然很高兴。

　　主持人：《邓小平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的视角，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书中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而是在浩如烟海、旁征博引的丰富史料中，对于历史、对于人物尽最大可能的“客观描述”，它在努力寻找最接近历史的那份难得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