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威辛囚犯65年前字条纳入纪念馆珍藏(组图)

集中营“瓶中信”上记录了七名囚犯的监狱号、家乡和年龄。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围墙上布满了铁丝网。资料图片

集中营监狱号码烙印至今残存在维希德的左臂上。

6日，幸存者萨博扎克向媒体展示当年的“瓶中信”。

　　2009年5月6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馆长皮尔特·塞文斯基主持了一个令人激动又略带哀伤的仪式———将一张写于65年前的字条纳入纪念馆的文档珍藏。这张字条写于1944年，上面记载的只有七个名字。这些被纳粹囚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年轻人，将自己的姓名和家乡写在字条上，塞在一个瓶子里埋藏起来。如今，这封“瓶中信”成为集中营又一笔罕见的历史证据。“在那朝不保夕的苦难中，他们或许只是想留下一些痕迹，以证明自己曾在这世上存在过。”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猜测。馆长塞文斯基则称赞说，“这是希望的标志，不仅瓶中信最终得见天日，信上的一些人也逃过劫难，仍然活在世上，这更让人感动。”

　　2009年4月底，波兰奥斯威辛的建筑工人们正在改造一处学校校舍，当他们推倒地下室的一堵墙后，意外地发现了这封“瓶中信”。

　　水泥袋上写下7人信息

　　信纸实际上是水泥袋子的碎片，上面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七个名字依稀可辨。其中六个是波兰人，还有一个来自法国，且为犹太人。名字的前后分别标注了七人的集中营监狱号、家乡和年龄(全部是18岁到20岁)。信上还提到，犯人们被迫为集中营的长官们修筑防空堡垒。落款的日期是：1944年9月9日。

　　这封信被塞到一个瓶子里，堆砌到地下室的墙壁里。二战期间，这里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用来储藏食物的地窖。这几名囚犯正是趁着加固地下室的时机，小心翼翼地将瓶子藏起来的。

　　“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做这件事，必须万分谨慎。”85岁的瓦克罗·萨博扎克是这份名单上的幸存者之一。“当时，我们都感到很难熬过劫难，这么做是想留下一些信息，希望在死后人们至少能发现我们的姓名和家乡。”

　　信中7人尚有3位在世

　　萨博扎克6日应邀作为幸存者代表参加了“瓶中信”移交纪念馆的仪式。他说，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关了一年半，这封信重见天日，他感到“喜悦而满意”，尽管这难免再次勾起那段痛苦岁月的记忆。

　　萨博扎克说，他好像亲自将瓶子放到了墙壁里，或者往瓶子上浇过水泥。对于那段痛苦的回忆，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已记不清晰。

　　瓶中信上的七人中，确定尚在人世的有三位，除了萨博扎克，还有来自波兰罗兹的卡兹米尔兹·泽卡斯基，以及法国的犹太人阿尔伯特·维希德。

　　确定已逝世的两名波兰人是扬科维亚克和斯坦尼斯洛·杜布拉。剩下的两人，瓦尔德码·比洛则斯基和扬·贾兹克，他们的命运至今无人能知。

　　奥斯威辛被称作“哀伤之城”，1940年至1945年间，德国纳粹从欧洲各地抓来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关在这座欧洲最大的集中营里。毒气室、饥饿、疾病和奴役至少夺去了110万人的生命，其中90%是犹太人。

　　第7人对信件毫不知情

　　“这一切都太让我吃惊了！”当84岁的阿尔伯特·维希德从孙女口中得知奥斯威辛“瓶中信”的消息，远在法国南部小村庄生活多年的他不禁感慨万分———他甚至不知道这些波兰工友们将他的名字也写在了字条上。

　　“一、二、三、四、五、六，最后是我，第七个。A12063，阿尔伯特·维希德，里昂(法国)。”老人轻轻地念着纸条。A12063，这个集中营监狱号码的烙印至今残存在他已经枯瘦的左臂上。

　　维希德是一名犹太人，1924年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小时候被父母带到法国。1943年8月的一天，维希德在里昂被法国警察逮捕，“警察那天抓了好多犹太小伙子，并把我们交给德国人。”后来，他被盖世太保挑中，于1943年5月30日被遣送至奥斯威辛。

　　他说，波兰工友们能说几句简单的法语，在建筑工地工作，而犹太工人负责修建工地下的地堡。白天，波兰囚犯将偷偷搞到的果酱和其他物资交给维希德，由他负责将物资藏在地下堡垒里，晚上，他们秘密来到地堡取出物资。

　　作为交换，波兰人还常常带一些用剩下的肥皂块给维希德。维希德说，“我对他们很友好，我记得他们的长相，但是不知道名字。或许是想到我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藏匿物资，他们就将我的名字也写了上去，可我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幸存者挨过“死亡之旅”

　　随着苏联红军向波兰推进，战败的阴影在纳粹头顶盘旋。维希德被迫参加了致命的“死亡之旅”。

　　就在1945年4月，“瓶中信”被隐藏后的七个月，纳粹开始疯狂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并强行驱赶数万名囚徒徒步前往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整个行程持续了三周，其间囚犯们没有得到任何的食物。

　　在这次“死亡之旅”中，被杀害和死于寒冷、饥饿与疲劳的人不计其数，乃至于许多幸存者说，这趟旅程比他们此前多年里遭受的折磨还要痛苦。“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周，我恐怕也熬不住，不会还活在这世上了。”维希德说。

　　后来，维希德又被转移到捷克的一座小型集中营，在那里，他终于盼来了解放。“美国大兵把我送上一辆前往纽伦堡的卡车，我从纽伦堡搭乘火车返回法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1945年5月15日。”

　　维希德以“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回到马赛，此后四年，他一直受到肺结核的困扰。幸运的是，维希德的家人全部躲过劫难。他在马赛做起了小生意，开始享受平静的生活。

　　如今，维希德是一位退休泥瓦匠，住在普罗旺斯的一座小村庄。多年来，维希德一直和其他大屠杀幸存者保持联系，每年都要回奥斯威辛一趟。今年，和维希德一起探访集中营的是一群小学生———这是为了让下一代铭记不应忘却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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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女士认出父亲笔迹

　　奥斯威辛“瓶中信”的消息传开后，一位瑞典女士爱琳丽·扬科维亚克认出字条是父亲布罗尼斯洛·扬科维亚克的笔迹，而她的父亲已于1997年去世。

　　“我认识这个笔迹，一定是我父亲的。我们把字条的笔迹和他写的其他东西做了对比，包括父亲在1945年左右写的信件和日记，所以我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字条是父亲所写。”爱琳丽说。

　　49岁的爱琳丽说她在字条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惊呆了”。她的父亲布罗尼斯洛·扬科维亚克1926年出生于波兰，1943年被抓到集中营，“1945年，父亲被解救后逃到瑞典，在瑞典遇见了我的母亲，定居结婚，有了四个孩子，我就是其中之一。”

　　“父亲几乎从没对我们提过他在集中营的经历。或许那是一段太过残酷、他极不愿意回想的往事。”(吴妮)

责编：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