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将美国外交军事化 与国务院争夺地盘

　　坐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阿灵顿镇上的那个庞然大物，在其诞生68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行政建筑。它就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230多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相当于6个美国国会大厦；8700万美元的耗资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这些都曾令很多美国人怀疑五角大楼是不是太大了？但这样的担忧在日后始终没有成为问题。在美国“必须主导世界霸权”思维的指引下，五角大楼走上了一条权力越来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染指范围越来越广的不归路。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五角大楼被美国国务院指责“偷偷摸摸地抢夺地盘”，被美国的对手怒斥“干着与它权力不相称的事”，甚至被美国批评家称做是进行着“军国主义的豪赌”。

　　穿着军靴的美国“外交官”

　　上个月，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旨是讨论五角大楼是否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化”了。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伯曼在听证会上说，五角大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获得了在这两个国家直接规划、出资以及执行战后重建项目的巨大权力，现在，美军又开始要求在其他国家也享有类似权力。美国最近正在争论军方大规模介入传统上本该由外交等文职人员机构执行的任务，是否有利于美国推行外交政策。在这方面已被五角大楼严重夺权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隶属于国务院）前官员克里斯蒂森在听证会上说，在伊拉克政策上，国务院几乎成了为五角大楼提供各种专业人员支持的“全方位合同商”，五角大楼只有在需要城市规划专家、博物馆管理员或旅游促销专家时才会找到国务院，而国务院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政策制定或财政拨款。克里斯蒂森说，虽然国务院对此很有意见，但如果他们想和五角大楼竞争，“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每次都会输”。

　　五角大楼的优势的确非常明显。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2010年度政府财政预算，在3.55万亿美元破纪录的预算中，五角大楼分到了6711亿美元，占整个美国联邦政府总预算的18.9%，主理外交事务的国务院预算额仅为523亿美元，不足五角大楼的1/10，而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三大部门的预算加起来才占联邦政府预算的2.47%。《名利场》杂志称，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对国务院官员说：“我们浪费的钱比你们得到的拨款都多。”除了预算，五角大楼还拥有人力资源优势。克里斯蒂森举例说，连总部还没有确定设在哪里的美军非洲司令部，预编总部雇员有1300人，而国务院的非洲事务局只有100人。

　　“既无钱又无人”的国务院不得不在外交行动中依赖五角大楼的配合，并逐步被其“蚕食”地盘。其实美国人并非现在才注意到五角大楼在外交领域的扩张。去年8月，美国国会也曾举行听证会专门讨论“美国外交政策悄然军事化”的问题。美国媒体称，就是在那次听证会上，人们才知道美国向反恐盟友提供各类军事和发展资金竟然都是通过五角大楼来完成的，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上质疑说，“美国政府文职部门的一些职能和权力被转移到了国防部”。

　　五角大楼权力无限膨胀引起了美国各界的质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如今在海外执行公共外交任务的美国外交官都穿着军靴，越来越多的军人出现在应对海外公共舆论的前线”。文章认为，这种趋势“非常危险”，因为把美国军人而不是文职人员放在全球交流的第一线，只会削弱、歪曲和破坏美国的外交努力。布什卸任前，有美国媒体称，五角大楼在布什任内有如“脱了缰的野马”，这是布什留下的最大负面遗产。《华盛顿邮报》则毫不可气地批评五角大楼“到处展示肌肉”，并称是该制止五角大楼“偷偷摸摸扩张权力”的时候了。甚至连五角大楼的“头儿”———国防部长盖茨也对外交政策“军事化”可能在国际社会引发反弹表示担忧，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领导人应该是“穿着礼服的大使或是在国务院七楼办公的高级外交人员”。

　　常常制造事端干预外交

　　五角大楼不仅具有干预外交的超强能力，甚至可以通过制造事端来主导外交，并常常因此惹出麻烦。一家香港媒体日前评论说，最令白宫头痛的就是五角大楼，因为它仍然在世界上惹是生非、制造事端，与奥巴马政府大唱反调。奥巴马在伊朗新年发表了准备多时的友好视频讲话后，美国军方却在这个敏感时刻突然高调公布驻伊美军击落伊朗无人驾驶飞机的消息，难怪伊朗政府对奥巴马的讲话第一反应是，“伊朗不会只听奥巴马的讲话，更主要是看美国的具体行动”。

　　上个月，美国监测船“无瑕”号在南海与中国船只的冲突，也被美国媒体视为军方与国务院不同调的一个信号。美国《华盛顿观察》说，事发前一周，美中刚恢复中断了几个月的军事交流，一周后五角大楼就“主动”揭露此次对峙事件，目的是向奥巴马政府敲响警钟，提醒其不要忘记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还有媒体透露说，在南海“对峙”期间，五角大楼甚至不屑启用美国国务院争取下来的“中美军事热线”，五角大楼就是希望在此敏感时刻通过制造事端来影响外交政策。

　　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威尔克森曾对《名利场》杂志披露说，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鲍威尔主持与中方的斡旋，而五角大楼却下令冻结与中国军方的沟通。在中美意见分歧最大的对台军售问题上，已故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伍德曾透露，通常是军方已经确定军售的决定和项目之后，才会通知国务院，而不是如美国法律规定的那样，五角大楼须听从国务院的建议。

　　五角大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它的职能。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要求由五角大楼主笔的各种防务报告均成为美国制定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重点的重要依据，其中包括1994年开始的《核势态评估》、1996年开始的《四年防务评估》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军力报告》等。但美国国务院目前仍没有任何关于外交政策布局的年度或中长期报告。“9·11”之后，五角大楼成为主张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最主要支持者，并至今主导着美国对伊拉克及阿富汗政策。当时，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有关“老欧洲”不支持伊战还有“新欧洲”支持的一句话，致使美国与德法等欧洲大国关系骤冷，而五角大楼则独立于国务院框架之外，“自费”开发与中美洲及东欧等国的关系，组建驻守伊拉克的“国际联军”。伊战前，俄罗斯曾与伊拉克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结果被拉姆斯菲尔德谴责为是在同“邪恶轴心”国家开展合作。对此，俄罗斯外交部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不是五角大楼第一次代表美国和外国企业发表如此不符合其使命的言论了，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了它这样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