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31日电 近日，一本书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正在国内热卖。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这些观点引起了关于“民族主义”的激烈讨论，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31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成熟的良机。文章摘录如下：
发现问题，提出主张
《中国不高兴》的书名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封面上还印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丝剥茧驱妖蛾，敢为今世开太平”等引人注目的字句。该书认为中国内政外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正处于重新定义，国民的“新爱国主义”情绪也在逐渐成型，因此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一种大目标、永恒不变的价值，甚至需要一些“英雄集团”带领国家和社会走出困境。
该书对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过于“亲西方”，丧失了独立的定位；中国需要在自我认同、产业调整升级、国防发展乃至国家定位方面，有更多不同于西方的视野。该书提出，中国须准备与西方全面摊牌，“有条件决裂”，甚至可以“持剑经商”。
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续集，因为五名作者之一的宋强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之一。国际舆论已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一如当年关注《中国可以说不》及其折射的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中国发展到今天，国际社会如何看，似乎已非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看世界？如何以自信、理性的方式审视自己和别人，并给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定位？
上升期的精神焦虑和骚动
笔者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中国新发展阶段里的产物。这个阶段指中国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十几年的飞速发展，整体国力大幅上升，国民自信心增强，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出现了在国力衰落期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新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积聚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些内外挑战都迫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更多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为此提出自己的主张。
问题是，在国家处于上升期的这种民间情绪和知识分子的焦虑，背后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精神支撑？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期产生的“大国心态”，就其本义而言都无可非议，但“大国情绪”如何做到不只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后发国家的上升期，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内心骚动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间必然有正常的爱国情愫和稍显盲目的情绪。但若这样的精神骚动长期停留在骚动的层面，那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大国的国民心态。
泥沙俱下后需要思想梳理
行文至此，已经触及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在中国上升期，国民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是如何。从以往一些大国的崛起看，其历程必然伴随几个阶段：首先是物质崛起期，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期。
后者往往是因成就与矛盾兼有的状态而产生，其特征是各种思潮如泥沙俱下。但问题是，泥沙俱下之后，必须有一个洗涤乃至洗礼的过程，必须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启蒙推动全民精神世界逐渐走向成熟。
在西方崛起过程中，英法等国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德日则是失败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急迫与焦虑交杂的情绪，不知道如何在自信与傲慢、内敛与膨胀之间保持平衡。“明治维新”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的过程，没有最终完成日本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早期爱国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日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也经历了民族发展历程上的重大曲折。
民族精神成熟的良机
以此来看《中国不高兴》及其所代表的情绪，那就首先必须承认，其作者群是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问题是，该书在逻辑上仅停留在情绪的表层，缺乏理性精神，其立论或结论往往显得似是而非。
对此，人们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就书中似是而非或情绪化的观点展开情绪化的争论，而是必须真正的“抽丝剥茧”，展开层层的梳理工作。首先是肯定该书中似是而非中的“是”的部分，亦即其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观察；其次，必须对书中“非”的部分进行细致的梳理，包括到底如何评估中国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及其盲点？到底如何重新定位中国在上升期与西方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及其盲点？中国在上升期如何维持一个大目标？什么样的目标才是中国现阶段的大目标？维持和实现大目标到底依靠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为中国崛起期民族精神的反省、成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们不必情绪化反应，更不要封闭或封杀，而需要开放的思想讨论的氛围。只有开放的氛围，才能令增强国民的理性精神，完成思想启蒙过程，走出蒙昧，步向成熟。(邱震海)
责编：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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