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版的“尼克松主义”

专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

　　——从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说起

　　听了美国副总统拜登2009年2月初于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之后，撇开表面漂浮的泡沫，究其实质而言，这可以看作一份在慕尼黑发表的“关岛演说”，一份以“变革”包装的“尼克松主义”，依稀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战略调整时期的模样。

　　说起“尼克松主义”，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基地的演说中，在谈到美国的亚洲政策时，要求“盟友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后，引申出了“实力地位，伙伴关系和谈判”这三项原则。尼克松主义的出台，被看作是受困于越战泥潭的美国试图在亚洲地区实施战略收缩的标志。有趣的是，时隔将近40年之后，拜登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说，也提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美国将做的更多”，“坏消息是美国的盟友们现在也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随后在伊朗与俄罗斯的问题上，非常明确地重新将“谈判”纳入了议程，列出了将通过“胡萝卜”的方法，即给与“弃核”的伊朗以鼓励的方法，来推动伊朗放弃核武器项目；同样与俄罗斯谈判导弹防御系统的议程，也在演讲中公开提出。

　　撇开拜登演讲中提到的全球气候变化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的话题，仅仅就关键性的措辞而言，拜登的慕尼黑演说与尼克松的关岛演说，并无本质性的差异。一个超级大国因为某种原因过度使用武力而显得有些疲惫，然后在某种措辞的包装下，进行阶段性的战略收缩。区别在于，奥巴马-拜登团队在措辞包装上比尼克松要高明不少，显而易见的战略收缩被冠以“让全球听到一个新的声音”的名号，得以堂皇的登场。当然严格意义上的尼克松主义，针对是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也就是收缩因为越南战争而向亚洲倾斜的战略重心，重新关注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重点——欧洲地区。而此次拜登选择在美国传统的战略重点欧洲发表这种“新声音”的讲话，除了媒体公开报道的试图修复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受损的跨大西洋关系之外，是否也意味着美国将采取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收缩，意味着允许欧盟更多的发表独立声音，“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年尼克松提出“尼克松主义”之后，在其助手基辛格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游走于体制边缘的外交行动，其纵横捭阖的依据，是以地缘政治为代表的赤裸裸的美国国家利益。而奥巴马-拜登团队则试图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调和并兼顾所谓美国的价值和国家利益。但当美国的相对实力总体呈现下降的历史大趋势下，能否把握到“尼克松主义”的精髓，抑或仅仅只是套个漂亮的幌子，最终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沈逸（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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