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别老想像中华文明会被征服

　　●如果总是想像各种文明生存方式的差异的话，我大半辈子代表“中华生存方式”和别的“生存方式”朝夕相处，我和全家人早就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了

　　●中国一些人能够在国内传媒对西方世界信口开河而不被揭露马脚，主要在于中文太难学、西方学术界进不了中国舆论的小圈子

　　别总是想像文明的差异

　　记得40多年前，我在印度政府的外国语学校教书，家住新德里政府人员住宅区。5岁小儿梵天和邻居同年男孩在外玩耍，被学校校长看见了。小儿皮肤白，穿得也讲究；邻居男孩又黑又丑，穿得很差。校长是典型的婆罗门高阶级。他以为，梵天是在和低阶级的贱民混在一起，便感叹道：“如果世界各国都像小孩子那么天真无邪，天下就太平了！”

　　他当时的话立刻使我想起孔子说过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也是这个意思：人生下来不分血统、肤色、宗教、语言都会自然而然彼此和睦团结的，他们之间疏远是因为社会恶“习”。潘维教授所说“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见我报1月28日“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一文），这样的逻辑在中华文明中很难找到，倒好像是西方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钻出来搞“习相远也”了。这几十年来，我总是想，如果我们总是想像各种文明生存方式的差异的话，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大半辈子代表“中华生存方式”和别的“生存方式”朝夕相处，我和全家人早就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了！

　　中印生存方式非常强大

　　中华文明是怎样兴盛起来的呢？借用《周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来分析，一方面是掌握了精神的“道”，有一种最高理想境界，使不同血统、肤色、宗教、语言的人们欢聚一堂；另一方面又掌握了物质的“器”，构造了一座“穹顶”大体育馆式的政治建筑，在过去两千年来使世界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都住进来，变成中国人，变成中华文明的继承发扬者，有胡人血统的伟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例。

　　凡是受过中华文明熏陶的知识精英，都知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规律，简单地说，就是人类从唯“武”逞强的阶段（像春秋时齐国那样）进步到讲文明、讲和谐（以鲁国为代表）的更高阶段，再从这一阶段进步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境界。这样一种对精神文明的向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清儒王船山，又通过长沙船山书院传给不少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等人。即使是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改良派康有为和革命派孙中山，都坚持“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是人类最高理想，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倡“精神文明”和“和谐世界”，也证明中华文明主流的思想意识发展没有被西方“现实主义”的“物质文明”意识形态所冲垮。

　　所以，潘维教授所说“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的说法，至少有两大缺点。第一，他夸大征服者的本领，其实征服者是绝对不可能用“思想”来“征服”被征服者的；第二，历史上“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的人群，凡是有理想、有志气的，到现在都翻身了。而且，历史的真相是：中国一千多年来饱受外来“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所侵略与征服，但结果被“灭绝”的倒不是“中华生存方式”，而是其他“生存方式”。外来势力用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用文明同化了外来侵略者，这是尽人皆知的。

　　再看印度，在被英殖民主义征服以前，她基本上没有统一过，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有人甚至认为印度早已成“亡国”，现在她又以“软件超级大国”的形象崛起。当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竞选辩论中谈到“危机感”时，印度和中国的形象就同时出现，这等于间接承认中印两国“生存方式”强大，却和“军事实力”无关。

　　“靠话语争霸”是荒唐的

　　我在美国住了将近十年，为了写出近百篇有关美国发展规律的文章而看书、查资料、绞尽脑汁，却第一次听到“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取得和维持世界霸权的主因这样新奇得近乎荒唐的理论。如果这样的结论可以成立，要当美国专家就不需要深刻剖析美国强大这国际关系学中最复杂、最诡辩、最变化多端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了。事实上，中国一些人能够在国内传媒对西方世界信口开河而不被揭露马脚，主要在于中文太难学、西方学术界进不了中国舆论的小圈子。这恰恰也说明美国要在中国推行“话语霸权”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从对中国最初表示友好的尼克松政府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不少精英都希望从思想意识上使中国“和平演变”。熟悉内幕的人知道，这“和平演变”的幌子后面是有大量见不得人的丑恶勾当的。美国作家珀金斯在2004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阐述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就是最生动的证据。

　　不过，不要忘记了，美国也有成千上万的大学教授和律师在帮助中国建立法治以及其他改革，是真心诚意希望中国健康地发展的。不能把所有希望中国“自由民主”的美国人都看成“杀手”，也不能把所有提倡“自由民主”的中国人都看成“第五纵队”。真理是不怕辩论，政策也是不怕尝试。如果最终对中国有利，哪怕是取自敌人的武器也同样有用。

　　记得60多年前在中国流行的一首歌，歌词中有“民主是这样、民主是那样，民主是一杆枪”，那时进步知识界用“自由民主”作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权暴政。当今执政的“布什主义”打出“自由民主”的口号去侵略别国，到别国搞武力“改变政权”。现在美国绝大多数民意反对这种做法，发誓要在美国本土“改变政权”，不致再有“布什第三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切就把“自由民主”贬值为美国称霸的肮脏工具。再说世界上那么多“自由民主”的信徒中，并不一定是“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

　　我从三方面不同意潘文“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这一结论，同样也是庞中英、刘建平两位教授在批驳潘维教授文章时未曾涉及到的内容（见我报2月5日、14日11版文章）：第一，提高批判能力以及“思想上的破与立”是中国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一直是这么做的，并没有出现危机。第二，中国现在并不和任何国家进行“生存竞争”，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战场”。第三，“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把两千年的“穹顶”政治结构加固，保障全球五分之一人类的安全和幸福；二是继续发扬两千年来神州大地“天工开物”、“安居乐业”的特长，全世界都沿着新“丝绸之路”来参观、探险、朝圣、游览、贸易、投资、称赞、批判、效法，甚至定居———像盛唐时代那样。▲（作者是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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