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特中心学者：美国青年初露政治锋芒

　　“千禧年一代”正在成为觉醒的政治巨人

　　在美国政治中，青年一代的分量正不断加重。前不久，在美国大选的首场初选中，奥巴马击败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拿下艾奥瓦州。奥巴马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年轻人的支持，据统计，30岁以下青年人投票给奥巴马、希拉里的比例为5：1。在此前一年多的美国中期选举中，青年选民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弗吉尼亚州的韦伯就是靠高校区的得票而进入参议院的。

　　虽然1972美国联邦国会通过法律降低投票年龄（18岁），但是美国青年对政治却不闻不问，更不屑于参加投票。这种态势到世纪末达到顶峰。据统计，2000年美国18到29岁这个年龄段的投票人数仅有不到1600万，仅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40％。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不愿再像60年代那代人，因反战和对社会不满而挑起社会动乱；二是水门事件让他们愤世嫉俗、对政府极不信任；三是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似乎颠扑不破，让他们颇感洋洋得意。

　　到了2004年，美国青年人却突然政治热情高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参加当年的选举，参选人数达到2000万，占年轻人总人口的近50％。很多学者认为，所谓的“千禧年一代”正在成为觉醒的政治巨人，他们今后对美国政治的冲击将难以估量，可以改变美国政党政治的走向，影响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并预测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青年人的参选率可能会创新高。

　　失望和幻灭导致愤怒和不满，进而引起年轻人质询政府的决心

　　是什么使得美国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政治价值并开始踊跃投票和参与政治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9•11”恐怖袭击对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它所造成的心灵冲击和创伤犹如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9•11”那天，笔者正在美国一所大学上课，当学生得知世贸大楼坍塌的消息后，很多人热泪盈眶，反反复复地说，“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恨我们？”

　　恐怖分子的攻击还使很多青年人得知外面的世界是混乱的，与美国安逸和平静的生活大相径庭。而世界许多地方的贫穷、动乱、残杀即使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也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对这些人们和国家的视若无睹有间接的联系。美国年轻人意识到，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后果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美国模式可能受到挑战，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可能被干扰和冲击。如果美国需要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如果他们也像前辈一样认为美国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特殊的使命，那他们必须勇敢地接过接力棒，把出了差错的政策更正过来。

　　布什政府的外交单边主义、以国家安全名义对私生活的侵入、以虚假的和不能核实的理由入侵伊拉克，伊拉克之战造成联邦政府的巨额赤字和油价飞涨，使美国年轻人那种生活在世外桃源，无忧无虑地生活、学习、就业、养家的感觉突然被冷酷的现实击碎。失望和幻灭导致愤怒和不满，进而引起质询政府的好奇和决心，最后落脚到要改变政府和自己祖国的处境必须从我做起，必须从介入社会和政治开始。

　　同时，现代科技也使美国的政治家可以更为有效地向青年人传达信息，动员他们参与政治。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美国政治的运作。美国政治家得到了一个可以与青年交流和动员他们参政的“物美价廉”的办法。奥巴马和其他候选人的网站都有社交和寻找政治盟友的功能，罗恩•保尔通过互联网募集到大笔小额捐赠，网上的希拉里•克林顿唱国歌走调和约翰•麦凯恩在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昏睡的录像等，都在选民，特别是青年选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的年轻人更崇尚妥协，喜欢合作

　　青年人对政治的介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美国的年轻人更崇尚妥协，喜欢合作，追求和谐。虽然还有党派之分，但是他们对两党的传统意识形态都有反感和不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无党派人士或者可以综合两党共同点的候选人。因此，他们对主张终止华盛顿传统政治生态、提出两党精诚合作的候选人情有独钟。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民都关注美国的政治，而身为超级大国国民的美国人却历来不关心国门外的事，颇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比较无知和偏见众多的民族，直到有一天他们被突发的事件惊醒。美国今天的青年人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关注、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对中东没有和平以及以色列强势的愤怒，都显露出，他们会在比较平常的环境内更多地注视国门外的事务，并要求政府制定或者修正某项政策。

　　参政和从政只有一步之遥。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参与政治，投票选举他们信得过、与他们有共同理想和志愿的候选人（年轻的候选人自然有优势），明天他们自己就会从被动的投票人变成主动的竞选人。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对美国年轻人兴趣的关注，对他们的中国观的塑造，中国政府和有关方面必须早下手，使得美国青年人成为今后推动中美关系深化和和谐的动力，而不是障碍。其次，在美国青年人越来越关心政治的同时，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80后)似乎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这样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格局会不会使中国在今后与美国的交往和竞争中处于劣势呢？也是值得深思的。（作者刘亚伟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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