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新一期《新新闻》刊登文章说，最新调查：2006年落于“最低所得组”的73万户家庭，平均每户全年所得不到新台币32万元，相较于在“最高所得组”的73万户家庭约163万元的平均年所得，差距至少有5.25倍。
近年“Ｍ型社会”在国际间蔚为显学，“新贫族”（new poor）也成了流行语。但在岛内一谈起这些话题，好像就会陷入“爱不爱台湾”的口水漩涡。平心而论，统计数据的确显示台湾比以前更接近“Ｍ型社会”，但同样的情况也在许多国家上演，所以与其争论谁要为台湾社会的Ｍ型化负责，新贫族还不如早点学会以更健康的心态面对眼前的局面。
贫富极化延烧
如果您看到这突然有想骂执政党的冲动，不妨稍安勿躁，先看看其它地区的情况，因为近年亚洲另外三只小龙也饱受所得Ｍ型化之苦。今年二月香港公布了二○○六年中期人口统计报告，其中家户每月收入少于一万元港币的比例为二八％，一九九六年时此比例?有二三?八％；而家户每月收入四万元港币或以上的比例为一七％，一九九六年则?有一五％。贫富两端人口的增加来自中产阶级的萎缩，香港十年来月入一至四万元港币的家户比例，下降了六?二％。
全球化新右派
如上所述，许多已开发国家的新贫族阵容愈来愈浩大，或许认识这股浪潮的结构性因素，有助于新贫一族坦然面对现实。美国学者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认为，当代的贫穷是由美国一九七○年左右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当时通讯与运输科技的进步，有利于亟思降低成本的大企业运用全球人力资源进行分工。当时美国虽然就业增加，但实质工资与就业条件却下降；在西欧则是失业率增加，但就业者的实质工资相对较高。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则算是这波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
劳力供过于求
对台湾的劳动者而言，我们已经从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转变成现阶段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反差格外强烈。一方面，当产业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足以支应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职缺逐渐萎缩，这种因为产业外移造成的“去工业化”现象，导致台湾基层工人生活条件的急遽恶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的技术工人与白领人员也逐渐增加，因此现在连技术密集工业与经常性事务也在外流，本地中产阶级的饭碗受到严重威胁。
看得到吃不到
另一项台湾独有的经济现象是：人均所得几乎原地踏步了十多年。如果考虑十年来的物价膨胀，那么台湾这段期间的经济大饼，不但没有做大，反而缩水。很多学者把“饼做不大”归咎于两岸经贸政策的失算。毕竟世界成长最惊人的经济体中国大陆就在我们隔壁，如果政府一开始就把不得不然的产业外移趋势，纳入整体产业升级与区域分工的政策规划，那么我们和日、韩一样搭上大陆经济起飞的便车，我们可能赚得更多，因为两岸居民几乎说一样的语言（这一点我们比习惯说粤语的香港人还有优势）。经济大饼缩水，加上前面说的分配不均，让台湾的新贫问题益形尖锐。
脱贫或安贫
如果您现在已经惊觉自己可能处于新贫边缘，接下来就该问问要如响应这样的处境。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往往是：“我要打拼、我要翻身、我要到Ｍ的另一边。”发财梦当然人皆有之，这方面的工具书也汗牛充栋。
无入而不自得
由于大众媒体总是乐于追捧Ｍ型社会右半边的奢华生活，左半边的人望尘莫及之余，心情自然更加挫折。所以新贫族想要与这个大时代和平共存，正本清源之道还是根除泡沫经济时代残余的物欲幻想，以免自己不但在物质上相对贫穷，连精神上也一蹶不振。东西方都有不少推崇安贫态度的思想，也许能启发您这方面的慧根。
责编：刘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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