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消息：世界杯，意大利与澳大利亚的八分之一决赛，这本是一场没有多少悬念的比赛，但最后一分钟黄健翔“失控”的解说，成为赛后被议论最多的话题。他不是第一次因在解说中发表个人观点而陷入旋涡，2001年9月7日，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的世界杯外围赛，他曾批评主教练米卢用人不当，引发一场“扫黄”风暴。当时，《足球报》资深记者李承鹏认为:黄健翔说了什么？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大众对此事采取的态度——舌头并不重要，它只是胃的探测器，大众的表达工具。当它不能满足胃的需求时，大众必须疯狂地否决它！割掉它！舌沦落为胃的附庸。这种“反刍式”的大众运动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会出现，谁与大众对抗就要砸死它，粉碎它，再踏上一万只脚。
每个观众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足球是一种包容性的游戏，那么解说员并不拥有不被批评和质疑的特权(在任何领域，谁都不拥有这权利)，至于说解说员是不是大众的“代言人”，在此次“解说门”事件中，四川一报社的评论员这样说:“观众并不认为，评论员就要代表什么，每个个体都不需要一个电视机里发出的声音来代表。每个人都是有自我意识，有评判标准的成年人，无须谁来为之代言。但是在中国，一个评论员的工作太复杂了。首先他必须公平，其次他要体谅所有人的心情，他得像一个保姆哄骗小孩那样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胜利者都是技术超群，失败者都是意志坚定。他得暗示，球场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既符合物竞天择，又饱含人文关怀。评论员必须随时随刻对自己进行自我审查，让自己嘴中吐出的都字字珠玑且政治正确。中国队没有入围，希望邻国球队为我们挽回面子。讲技术的日本队出局，那么韩国人的意志一定能给我们启示。韩国队出局了，那么沙特人要为亚洲的尊严而战。沙特人出局了，自然的，澳大利亚人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澳大利亚人喜欢袋鼠可能比喜欢北京人更多一点。澳大利亚输了，那么我们还有黑人兄弟。所以，当黄健翔为他挚爱的意大利足球发出几声欢呼，就有人出来说:我那小小的亚洲人的心灵受伤害了。”
很难说，这位评论者建立起来的“政治正确逻辑”是否真是电视解说的标准，但他指出来的一个事实却很清晰，那就是“代言人体制”，电视里出来的声音要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趣味和要求。尤其是当这个解说代表着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本身代表着一种特殊身份。另一种说法是，既然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解说人，你就应该不以一个球迷的状态，如果你以一种极端的倾向性来解说，如果你再声嘶力竭地大喊“万岁”，你就对大众的欣赏构成了干扰，或者说你用解说的权力对不同心态的观看大众构成了压迫。一个解说员究竟怎样来理解与处理自己在解说中的趣味与个性，这都是现代传媒急需讨论的问题。对这次事件，也有观众抱着更宽容的心态，他们认为某些适时的疯狂也应该被理解，一个张扬的人毕竟是可贵的，即使是一种不应出现的情绪，也不应该把负面效果无限放大。
我们这个社会毕竟是越来越理性了。尽管网络上一下子出现各种模拟音频，那段解说词变成了一个娱乐滚动的词牌——“减字黄健翔”，但黄健翔只缺席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那场八分之一决赛，就又回到了解说席上。这个故事被西班牙《阿斯报》写来非常简单:中国一解说员在评论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比赛中，有失中立立场，他大喊“意大利万岁”，并对失败的澳大利亚语带嘲讽，这引起了球迷的议论和批评。这不是第一次，上次世界杯，中国的一位女性评论员在阿根廷队被淘汰之后就很不适当地哭了。
一切都很正常，疯一把和哭一把都是宣泄，大家跟着热闹一下，不就完了？但我们拥有把一切简单故事八卦化的本领。
第一个八卦是，当场比赛前几分钟，电视信号中断，观众看不到比赛画面，尽管黄健翔已经解释，现场监视器的画面也中断了，但有消息灵通者说，真实情况是，当时有一个身穿澳大利亚队服的家伙，手举反华标语从球场上跑过，这引起黄健翔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所以在比赛结尾才会对澳大利亚表露出强烈反感。
这个“八卦”太笨拙了，我相信，即使有人手举标语跑过球场，他举的标语也是反对阿迪达斯公司用袋鼠皮制作球鞋的，这和澳大利亚更有关系，而且，他不能穿衣服，作为一个激进环保分子，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能不太正确。但制造这个“假新闻”的逻辑更有意思，在多年的教化之下，许多人的思维都已经“国有化”了，解说员拥有所谓“公众话语权”，解说员的思想情感也都是国家的，所以他对澳大利亚的不满一定基于他们冒犯了我们。
第二个八卦是，黄健翔在那次解说后被停职(或辞职)，中央台已经派韩乔生老师去德国接替他工作。在法国对西班牙那场比赛中，刘建宏非常深情地说，我多么希望这两个队都进八强啊。这话放在平时并不为过，但在特殊背景之下，倒像个深刻的笑话，绝对的中立绝对的客观，但还是有些感情色彩。凭什么这两个队都该进八强，那谁该下去呢？
这第二个“八卦”牢牢地把个人与制度的冲突安排在黄健翔与中央电视台身上，黄健翔冒犯了制度，必然受到制度的惩罚。在他重新开始解说前那几天，许多人都深信这个逻辑，他们怀疑自己听不到黄健翔的声音了。但事实证明，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比那些编造谣言的人要英明得多。
这两个八卦，这两个谣言，这两个假新闻，比“解说门”事件本身更生动揭示了我们生活中的某种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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