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消息：
主笔◎王小峰
师旭平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高级编辑，之所以有采访他的念头，不仅是因为他也曾经解说过体育比赛，谈论体育解说有实战经验，更重要的是，在他以往的现场解说和体育节目解说中，能感觉到，他是个肚子里有料的人，他的解说简洁、风趣、幽默，也是最早将体育节目赋予文化的人。人们都习惯喊他“大师”，这个称谓不仅跟他的姓氏有关，也跟他的独到有关。
1976年，大师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叫“北京电视台”。回忆起那时的体育节目和转播，大师说:“那时候张之还在工作，宋世雄主要负责解说，那时候电视台没有自己的体育解说员，转播也很少，有转播都请宋世雄来解说，报的台号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广播比电视普及，那时候的体育比赛转播要照顾到广播听众的收听习惯，听众只能听，所以体育解说员在转播时候尽量把现场情况描述得清楚，“7号传给了9号，9号传给了10号”的解说方式基本上可以满足听众需求，因为这时候去讨论什么排兵布阵、战术意图，对听众来说显得多余。张之、宋世雄的“广播化”解说在广播时代成了体育解说的标志和范本。
随着电视的普及，体育转播的数量增加，中央电视台感到解说人员的稀缺，孙正平就这样被调进中央电视台，大师说:“当时衡量孙正平是否符合中央电视台的要求，就是看他学的是否像张之和宋世雄。”幸运的是，孙正平很像宋世雄，就被中央台录取了。“喜欢并想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在底下都悄悄模仿他们，包括后来把韩乔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来，也是很像宋世雄。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10年左右。”大师说。
当孙正平和韩乔生的声音频频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人们感觉是中国电视体育解说后继有人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两个人在观众心目中是被认可的。
在当时，解说员能解说的体育项目基本上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这些体育项目都很普及，规则也容易掌握，像当年中央电视台转播世界冰球C组锦标赛都能算得上是比较生僻的体育项目了，要不是那次比赛在北京举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有冰球这个项目。
“随着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增加了，解说员也面临着很大困境，还是像广播转播那样几号把球传给了几号的叙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了。我都看见了，还听你说什么，而且有时候你还说错了，往往会引起观众的反感和嘲笑。这实际上就对电视台的解说员提出了要求，一是人能不能多一点，分工细一点;再有就是能不能摸索出不同于广播的解说方式，后来才发展到请一个专家一起来说。”
但是那时候专家基本上是不出声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宋世雄说“我们的转播顾问某某某告诉我们说”之类的话，是在告诉观众，虽然我在这里解说，但是我后面还有个懂行的人，所以我未必不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的。再往后发展，专家开始出声了，可以跟解说员一起评论比赛了。
进入90年代，观众对体育的兴趣越来越大，转播越来越多，体育部扩大，招进了一大批记者、主持人，黄健翔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召进中央电视台的。大师回忆黄健翔刚进台里的时候说:“他当时没有单独解说过比赛，他英语不错，其他解说员英语都不行。于是当时一些录像带拿来后，都是黄健翔听着外国人的解说，他来告诉其他解说员，外国解说员现在说的是什么。这种现象至少在黄健翔工作初期是这样的，来做辅助工作，实际上这种方式已经很不适应体育解说的发展了。”
当时解说员也在面临转型，慢慢去掉广播时代的解说痕迹，在没有专家的时候自己也尽可能分析一下技战术问题，但毕竟不是专家，解说仍没有观众想象的那样到位。“我就发现黄健翔解说足球跟原来的人不一样，他比较适合电视，他对足球的了解要比前面的几位解说员多，而且他外语好，还有就是他能把自己的情感因素体现在解说上。一开始没有，后来有了。他不是完全的客观评述，当时可能初出茅庐，他还能够注意把握自己的分寸。记得有一次体育部马国力召集的解说员研讨会议上，我当时力挺黄健翔，我说他是我们电视解说比较适合的类型，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一些个别的老同志。”
记得宋世雄在转播中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场观众为双方运动员鼓掌加油。”即便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看出现场观众的倾向，宋世雄也会这么说。这种解说已经不是客观的问题了，而是观念的问题，对电视观众来说，他们可能有时候更需要解说员带有一点自己的立场，这样可以和观众形成共鸣，让解说和观众的情感有一个交流。
对黄健翔的个性解说，大师还是欣赏的，但是，大师对黄健翔“解说门事件”持否定态度，他说:“黄健翔当时也没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不是说这次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解说，即使没有这件事，他的解说中个人情感也比过去多得多。黄健翔跟其他人比有个特点，就是在足球方面很专，其他确实不行。但是综合性大型运动会派出解说员转播很多项目，不能光说足球，于是也给他分配过跳水、游泳，结果他解说的就很一般，表现不出他的特色。但是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用词还是很不错的，他很有天赋。后来之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情况，跟他心态的变化有关系。我记得在2002年世界杯结束后，跟他说过，注意解说时的倾向问题。那次转播，他当时没有明着说，实际上那种暗示让人一听就知道裁判不是被收买了就是怎么着了，让韩国战胜了意大利、西班牙。所以还引起了事端，当时台里和广电部都批评了这件事。总结的时候我说，你们之所以能出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是非问题，从是非的角度讲，我跟你们的看法一样，但这是个纪律，在这个单位干活，就要守这个纪律，到哪儿都有这种要求。再有，之所以出这种错误，和你这些年解说的心态变化有关，我说你(黄健翔)的解说应该是商榷式的，观众能听出其实你有别的想法，能够听出你对足球有自己的理解，有厚重的足球知识。你跟专家的口气应该是商榷式的、探讨式的。假如我经常听见的是‘这个球这么处理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我反而能接受，但现在你们的口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和专家的口吻。”
90年代中后期，体育在中国的普及以几何式增长，体育信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传播得越来越广，今天人们了解体育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丰富的体育资讯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成为一个专家。电视观众水平的普遍提升反过来对体育解说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解说员的这张嘴已经越来越难张开了。这时候解说员该在转播比赛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大师说:“现在很多观众在体育知识了解上不比解说员差，不像宋世雄时期，那时候踢球的人少，了解足球常识的渠道也少，看电视的人也少，观众基本上满足于解说员重复场上的情况就行了。现在观众当中真正比解说员懂球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商榷的口吻我能接受呢？毕竟中国是个足球落后的国家，你没必要用很权威的口吻对世界足球强国的教练和球员指手画脚，这样反而让人觉得很可笑。我当时就跟几个解说员说，我打个比喻，中国在国际足联的排名是七十多名，我不知道国际乒联的排名怎么样，国际乒联排在七十多位的我们假设是乌干达，如果乌干达电视台转播一场中国和瑞典男子乒乓球团体决赛，他们的解说员对中国和瑞典教练、运动员的训练、技战术安排评头品足，你是一种什么感觉？肯定很滑稽。如果他用一种很商榷的口吻，能看出来他其实挺懂乒乓球，提供一种帮你理解比赛参照的东西，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说得很好，本人既有教养，又有综合素质，又帮助我理解了比赛，让我增长了知识，这是我能接受的。如果把这个套用到足球上来，可能会有很多观众觉得不过瘾，毕竟众口难调，但大多数观众是能接受这样的。适当地有一些激情也无妨，但像这次明显贬低一个球队，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他2002年那次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次世界杯转播，观众对解说员的表现普遍感到不满，比如过于倾向性的解说、解说语言比较乏味、仅仅是基本背景资料的解说，缺少更多的信息交代、解说时缺乏节奏……等等。谈到上述问题，大师说:“相比之下，这三代人还是第三代人适合今天的观众口味，但是综合素质还不够，有的在足球知识方面有问题，有的在为人处事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在国家级媒体工作。有的平均一些，但是都属于不是很高层次上的。综合素质也包括心态上的把握，尤其是成功了、成名了，怎样还能怀着一种卑微心态。我最有感触的就是美国第二富翁巴菲特，440亿美元的身家，捐出370亿。常怀卑微心态，这是对名人非常高的素质要求。”
谈到主持人的风格问题，大师说:“我提倡适合自己的语言风格，毕竟观众口味也不一样，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一样的解说风格。前不久我在餐馆里吃饭，有人认出来我们是中央五套的，跟我说，我就喜欢宋世雄的解说，其他的都不行。他也是年轻人，还不是那种怀念宋世雄时代的老观众。就足球解说而言，相比之下我更接受黄健翔的解说。我更喜欢他早期的解说风格，那时候他还比较谨慎。他在解说中对足球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
大师讲到了前段时间他去墨西哥遇到的一件事，他在当地的电视上看到转播欧洲冠军联赛，转播中他听到有人唱歌，一开始他以为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仔细一听原来是解说员在唱歌，一到兴奋激动的时候就唱歌。“我觉得挺有意思，弄得很轻松。黄健翔如果没过度的话，激情宣泄一下也没什么。足球解说里不排斥幽默风趣的语言，但不是想说就能说出来的，平时就有幽默感自然在解说中就能说出来。如果说多年来个人养成的一种幽默性格，应该很好，但这样的中国人不多，中国不是有幽默感的民族。”
责编：王树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