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消息: 就像所有大品牌一样,齐达内这个品牌在遭遇危机时也应该出来公关。周三晚上,在电视上,“齐达内牌”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它的能量。“齐达内牌”的总裁自然要亲自前来,他在需要出面时从不退缩,是这一自杀事件的直接执行者。2006年7月9日,这位自杀者在30亿电视观众面前结束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事实上,“齐达内牌”的总裁一直令人印象深刻,有魅力、很谦逊也很坦率。然而请原谅我如此直接:撞向马特拉齐那一瞬,他也有一颗为公众而自我牺牲的铜头。他改变了世界杯,改变了决赛,也改变了通向7月9日那个意外的轨道。
齐达内向所有孩子和教育者们道歉。但是对于剩下的事情,他很坚持,依然在呼吁。他要求“挑衅者”必须受到和“反应者”同样的惩罚。在各级法庭上,这可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这也可以作为司法学校入学考试的妙题。裁判在看清一切的同时也应该听一听他人的说法。现在的冠军被捧成了“高尚的物种”,但这次伟大的齐祖的不幸出局,也提出了两个问题:冠军在体育圈中的地位是什么?冠军们身上依附的榜样作用又是什么?
人类最伟大的也最普及的两项运动是拳击和足球。前者是真正的生活,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真正“相遇”;后者是对生活的最忠实反应,相遇有一个皮球做媒介。前者是个人的,后者是集体的。前者正在衰落,它的战斗可能会让斗士们有一个错误的结束;后者正在兴盛,跃跃欲试地想摘下诺贝尔和平奖。现代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冠军分别来自这两个项目:前者是卡修斯·克雷,又称穆罕默德·阿里;后者是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又称贝利。
上周同一时刻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新的“万王之王”将会KO阿里,过掉贝利,方式是夺得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其姓氏是:齐达内。我们的来自马赛的齐达内,来自卡斯特拉内的齐达内,我们的马丁·路德·金,我们的甘地……齐达内当时还没有头撞马特拉齐,但是我们制造偶像的庞大机器已经走出了很远,完全失去了自制力。
各个社会都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偶像。偶像就是我们的精神产物,是我们得不到但是又不甘心的东西的投影,是我们命令下的玩具。今天,偶像就是球员们,这总比没有偶像强。电视用偶像的形象和精神把我们填满。齐达内这样的动作并不是首创,再此之前有很多人做过,但是被记住的恐怕只有齐达内这一个。如果你信奉的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那你可能很不愿意看到齐达内这样的动作,但这是面对所常见的挑衅的正常反应。
是谁来决定这个动作是具有榜样意义,还是应该受到控诉?是它的质量吗?是它的观众吗?它的观众能把握其实质吗?在30亿人面前的罪过比在3000人面前的罪过大吗?我们在稀稀拉拉几个人面前就可以用头顶人,在全世界面前难道就不行吗?
首先,冠军应该是榜样和楷模吗?在一切犹豫后,冒着令人震惊的风险,我们要说:不一定。虽然我们造就了冠军,但是冠军只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我们。冠军也有权利背叛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冠军也有它自己的自由裁判,该体育项目的法律在需要的情况下会干预,也只有这个法律才该具有榜样意义。我们是冠军,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小圣人。我们是冠军,首先是认为在一定规则之内我们的表现最好。从体育和“道德”的层面来说,齐达内的动作是不可取的;其次从对全队的层面来说,齐达内的动作也不可取。不过,齐达内已经给了这支球队太多东西。如果一支球队没必要不计代价地去做楷模,那它也应该不计代价地去保持团结——团结是一支球队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不是你们信仰的那个神,我不想要你们强加给我的这个责任,它太沉重。证据就是:我自杀了。我是沦入地狱的圣徒。齐达内撞向马特拉齐的那一头可以有这样的精神解析。著名哲学家贝纳尔·亨利·列维对体育很感兴趣,他说了句很中肯的话:“只有一种解释是行得通的。那就是在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放松,一种最后的反抗,针对的是最近几个月来给他的生动寓言、愚蠢定位和美化的高大形象。”
我们的集体愚蠢会杀了齐达内。这样一来,齐达内就永远不会是贝利,不会是阿里,也不会是别的什么人。做现在的齐祖,做现时的偶像已然很美了。我们也是这样,小时候总是想和他一样,总是想有他的名字。但是2006年7月9日这个周日的晚上,我们都想和齐达内一样踢球,但是从完成责任的角度出发,更愿意把自己叫做图拉姆。这就是我们在周三晚上想到的——那时“齐达内牌”的总裁正在法国人民组成的法庭上进行陈述和申辩,兼为观众的陪审团们则宣判他无罪,并且表示祝贺。
责编:张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