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运动在我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体育范畴。但是被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在进行了十几年后,耗费无数,却让国人失望至极,一方面运动成绩与市场运作双双陷入低谷,另一方面“假、黑、黄、赌、毒”等丑闻缠身。投入巨大为何却收获甚微?日前,新华社记者赴上海、济南、西安、成都、大连、北京等地,就“国企投资足球”这一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议的现象进行采访,《“国企足球”调查》一组六篇稿件在德国世界杯赛结束后陆续发出,希望借此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思中国足球,促使中国足球早日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自1994年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以来,国有资本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投资职业足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职业足球因耗资巨大、产出有限而被称为“烧钱机器”,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在其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被冠之以“国企足球”。
近年来,“国企足球”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了获得好成绩,一些国有资本在投资足球时往往相互攀比、不计成本、挥金如土,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客观上抬高了整个中国足球的运作成本,这种“烧钱”行为导致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劣。
“国企在投资足球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从1994年推出的甲到现在的中超,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一直占据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主导地位,虽然目前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但像山东鲁能泰山队、上海申花文广俱乐部队、天津泰达队、北京现代队等成绩较好的球队,其“东家”均是财大气粗的国企,其投入力度也是一些私营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山东省体育科研中心研究人员王立红说,甲联赛开展之初,参赛的俱乐部基本是从各省市的专业足球队转变而来的,其组成方式和资金来源五花八门,大多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然后由球队原属的省市体委系统派员负责俱乐部的运作,并选择教练班子担负球队训练、比赛任务的实施。而冠名俱乐部的企业,基本上是国有公司。这是“国企介入中国足球”的起始和特殊的背景。
此后,随着足球市场开拓和国际化程度提高的需要,中国职业足球的体制不断发生变化,企业与足球的关系,也从企业“冠名”球队,逐渐过渡到企业直接介入俱乐部和球队的管理,成为俱乐部、球队的投资人和经营者,使得俱乐部和球队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过,国有企业在投资中国足球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却并没有同时发生变迁。这一是因为大部分俱乐部和球队属于国有企业所有;二是因为几乎所有实力雄厚、成绩突出的大俱乐部,背后均有大型国企支撑。”王立红说。
搞足球到底投入多大?鲁能泰山、上海申花等俱乐部均对此问题含糊其辞。曾任四川全兴俱乐部总经理的许勇则说,全兴这几年,“说七八个亿夸张,纯投入花了两个亿以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金月研究过“国企足球”现象,他认为,在职业足球中投入的国有资本达到上百亿元。
“中国足球选手迎来了暴富时代”
“斗富”、“比阔”,对“国企足球”来说,屡见不鲜。
曾经担任上海申花俱乐部市场总监、现任迷球网总经理的王俊生长期研究并参与足球经营实践。他认为,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职业足球市场还算得上是健康发展的,国企的投入远不如以后那么多。
1997年,前卫寰岛开创国企“烧钱足球”之始,为了立竿见影追求好成绩,前卫寰岛队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斥巨资引进了国内著名球员高峰、姜峰、韩金铭、姜滨,并聘请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担任该队主教练。随后的1998年赛季,前卫寰岛队又以235万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了彭伟国、以200万元买下符宾。
王俊生说,前卫寰岛队这种偏离足球规律的“烧钱足球”,为日后困扰中国足球的球员高薪、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导致严重亏损埋下了伏笔。从1999年到2003年,中国足球选手迎来了暴富时代,到1999年赛季,个别球员的收入已经超过了300万元,这只是年薪和奖金两项的收入,还不算球员转会的所谓“签字费”。2002年,上海中远队分别以950万元和90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从上海申花队“挖”到了祁宏和申思,这两人的年薪都超过了350万元;2003年,上海申花以1000万元从辽宁队引进了张玉宁,后者3年合同收入第一年就达到300万元。
“从每年100万投入到几千万投入,企业玩不下去了”
记者采访的多家俱乐部均表示,中国职业足球的成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快速提高,职业化之初几百万元就能养活的球队,已经发展到没有几千万元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的地步。记者也了解到,像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等“豪门”俱乐部的年度开支,更是高达亿元以上。
足球越来越成为“豪门盛宴”,非豪富莫入了。
曾任四川全兴俱乐部总经理的许勇说,四川全兴集团从1994年开始和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共同组建俱乐部,每年赞助四川足球队一百万元,签了8年合同。从1998年开始,全兴集团全面介入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这时开销越来越大,每年投入从一个一百万变成十几个、几十个一百万。这家酒厂终于不堪重负,已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足球,否则将严重影响主业。2001年,这家俱乐部因为不堪巨额投入而转手,“从每年100万投入到几千万投入,企业玩不下去了”。
许勇表示,俱乐部的高额运营成本有很大一部分花在球员引进与工资上,俱乐部之间互相抬价,恶性竞争。许勇说:“比如买外援,这一家谈好了是25万(美元),却被另一家弄成30万(美元),前一家一生气,就弄成35万(美元)了,搞成拍卖了。价格体系非常乱,大家相互间抬杠,花了很多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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