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 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一周前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率中国代表团赴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主席庞德在最后的理事会上，特意用5分钟的时间盛赞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并重复了他的观点———中国是反兴奋剂的“世界楷模”。
会后，段世杰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兴奋剂检测不是中国“一手遮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会上谈到北京奥运会要进行4500例兴奋剂检测，这个工作量听说是历届奥运会中最大的？
段世杰(以下简称段)：对，奥运会检测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也是国际奥委会(IOC)的要求。
记：如此大的工作量，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否够用？
段：奥运会期间的兴奋剂检测由IOC主持，届时除了北京兴奋剂检测中心的科研人员，IOC还将邀请来自世界其他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专家，共同完成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任务。
刘翔吃药也包庇不了
记：可能有外国记者会问，如果北京奥运会上查出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是否会马上公布？
段：想不公布都做不到，从来都做不到。在奥运会比赛期间查出的兴奋剂，按照WADA《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是当即公布，当即处罚，我们不可能违反。这次大会已修改了《条例》，规定即使是在非大赛中，如果A瓶尿样检测为阳性，一周内必须检查B瓶尿样，也就是说，一旦检测出阳性，最长也必须在一周内进行处罚，就是要求处罚从快。
记：这次大会期间也有外国记者问我，如果像刘翔这样著名的中国选手尿检查出阳性，中国会不会知情不报？
段：不可能，哪个国家都做不到。这位记者对兴奋剂检测缺乏了解。尿检的流程，每个步骤是分解的。刘翔的尿样进入实验室时上面只有瓶号，随即实验室对样品进行重新分瓶、编码，这个代号刘翔不知道，他的教练不知道，即使实验室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号是谁的，拿单子的又是另一个人，互相不联系。况且北京奥运会期间实验室工作是由IOC官员主持的，不是我们主持的。
“零容忍”不是“零阳性”
记：有人认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不能出一例兴奋剂事件，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段：其实，兴奋剂问题非常复杂。兴奋剂清单每年更新，涉及上千种化合物。除了有人铤而走险有意用药，也有人因治病需要而误服。另外，许多食品中也含有兴奋剂清单中的成分，这些物质在人体内积累到一定量，也会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比如猪肝中含有的俗称为“瘦肉精”的物质。
我们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队伍非常庞大，最初集训就有3千人左右，到了奥运会也得有近600人。太多环节，要做到滴水不漏难度极大，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做“不出一例阳性”这种绝对的担保。
记：那您如何理解反兴奋剂的“零容忍”政策？
段：我一直认为反兴奋剂有两个层面。一是态度问题。要认识到兴奋剂的危害，危害运动员身体，玷污体育形象和国家荣誉，破坏公平竞争。教育运动员坚决不使用兴奋剂，打击兴奋剂决不手软，这是所谓“零容忍”，意思是绝不姑息。但有了这个态度后不一定不出兴奋剂。二是科学水平和管理能力。即承诺后，科研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协会的管理人员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兴奋剂问题，要有很科学的管理方法。而运动员自己也要特别注意。
中国反兴奋剂工作领先世界
记：除了奥运会期间，正常情况下中国一年会进行多少例兴奋剂检测？
段：许多民众不了解，其实我国兴奋剂检测力度很大，去年超过9千例，今年有望突破一万例，这其中超过一半是赛外检查，就是事先不通知，这种检查是最有效的。而且，越知名的运动员越是重点检查对象。除此之外，WADA和国际体育单项协会每年都会随时来中国进行抽查，这些检查也是事先不通知的。
记：从检查的结果来看，中国运动员检查出现阳性的比例有多大？
段：雅典奥运会是1万零5百名运动员，发生了26例兴奋剂事件。第十届全运会时，我们有8千多名运动员参赛，几乎和奥运会规模相等，出了一例兴奋剂。我们的阳性事件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反兴奋剂工作将独立于体育之外
记：我们刚刚成立了国家反兴奋剂中心。这个机构同之前的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和兴奋剂检测中心有什么不同？
段：兴奋剂问题越来越超出体育范畴而成为社会问题。国际上的药品向国内流入，这牵涉到海关、边防和商务种种领域，法制建设方面也有很多滞后。从WADA和IOC来讲，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级的反兴奋剂机构。就是说，不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由一个人兼任。我们成立独立的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就可以联合有关的部委，在各个环节共同治理，同时保证反兴奋剂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记：所以最大的区别是独立？
段：是。同时职能也不一样了，机构也扩充了，更有利于联系有关部委。
我想，随着发展，将来的反兴奋剂工作将独立于体育之外。不仅运动员、教练员和所有体育从业人员被监督，中国奥委会也会受到监督，与兴奋剂有关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都将受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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