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钱钟书

钱钟书与杨绛，这两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堪称双璧的夫妻，一生经历了多少历史的风雨波折，但相扶相守，让人艳羡。 　

据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正是因为观看了杨绛创作的话剧《弄假成真》，才被启发和激励出创作灵感并开始写作的；“文革”后期，钱锺书和杨绛被迫住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钱撰写《管锥编》，杨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两人苦中求乐，都作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晚年的钱一家，闭门谢客，安心读书，一家三口，每人一个地方，守着一块净土，都在自己的领域中耕耘。对于他们夫妻的精神生活，杨绛在她的散文《我们仨》中写到很多，那种独特的人生境界与趣味很可能是世间少见的吧。这一点，钱钟书显然要比鲁迅、胡适甚至是徐志摩这些很开风气的现代文人要幸运的多。

杨绛谈钱钟书

杨绛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有风趣的钱钟书。

我从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