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离开606所

    下面我要说说“厂所结合”对我的影响，我为什么会离开606所？

    1976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派性比较少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候，8月份的一个晚上，所里的五六个工人到我家里说，在111厂的42车间有我们四十几台机床，这个车间是606所早先在410厂里作试验建起的，怕搞“厂所结合”，机床被410厂没收，所以他们很不放心，要搬回所里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节。我在410厂兼职的时候，在那个大楼里坐了好几年，两边奔跑，忙得喘不过气来。1973年，部里来了一个文件说，为了加强606所试制加工力量，要给606所建一个试制车间，这个车间建在哪里？怎么建？要两个单位（厂、所）的党委研究，提出意见。那时，我的这一票是很关键的，因为毕竟是负责技术工作。究竟是建在410好，还是建在606所好？这里有问题了。我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可能孤立，要有材料供应、热表处理、锻铸、工具车间的支持。放在所里，要建起这样一大套是很费劲的；放在工厂里，“厂所结合”嘛，好一些。所以我就发表意见，应该建在厂里。这就不得了啦，所里就反对我。

    厂党委决定，试制车间建在410厂里，这个事情就定了。所里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负责技术工作的，部里也同意。但是就得罪了所里的同志。

    后来，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建起这个试制车间，有7000多平方米、几百台床子，做试验件、压气机、盘类、机匣、零件等。厂房布置很周到，第四设计院作的设计。等车间快建好了，里面有机床了，我进去一看，感到很奇怪，这些床子是干什么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机床是干什么的？我一问，才知道厂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作为606所的试制车间，而要搞民品加工，吞并过去了。我就向党委提出，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法交代啊！为什么这么干？党委的同志说，吴大观同志啊！从大局出发嘛，现在大家都搞民品嘛，厂子里困难嘛！以后有条件再给你们搞嘛！通过此事又充分证明，那时搞“厂所结合”对科研有害无益。

    厂里这么糊弄，我也没有办法，向所里没有法子交代啊！就因为这个，得罪了所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所里的人来到我家里，提出要将在111厂的机床搬回所里。

    606所的这几位表示，连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都能被吞并，他们很不放心这些机床。我是革委会主任，劝他们，这个事要按照组织原则办，你们晚上不能动，我明天早上向410厂党委汇报，得到认可同意后，你们再去搬。他们说那怎么可以，那么大的车间都被他们吞并了，何况我们这点机床，一定要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搬，要搬了就把关系搞糟了。就这么说到很晚，到了晚上11点多钟，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去搬床子了。我这一下子就躺下去了，心脏病发作，脉搏摸不着了。马上送到所里医院抢救，抢救回来后，心律不齐，动不动就心动过速，出冷汗。后来在沈阳找了个中医大夫治了治，吃了一些中药，病倒了，不能工作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

    9月底，我吃了药，稍微稳定了一些，部里说话了，要我去青岛疗养院疗养。我记得正好是“四人帮”倒台，到北京以后，部里安排送我坐火车到青岛，疗养了9个月，每天打丹参针，直到恢复了。

    身体恢复了，我就想自己的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离开606所的，我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当时的想法是打一点基础，为了将来好好干，在基地那里还有大设备，现在当然搞得更像样了。但想来想去，觉得搞不好自己身体就垮了。那时的“厂所结合”也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于是我向部里提出了调动申请。

    正好，那时410厂和430厂争斯贝，就斯贝发动机放在哪里干的事，放在沈阳干还是放在西安干，闹得不亦乐乎。其实应该是在沈阳干，但也有派性问题。斯贝发动机被江青列为她提的“蜗牛事件”中，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蜗牛事件、洋奴哲学等。要说条件，沈阳比西安好，但就这么一闹，闹到西安去了，闹得也是人手不够。

    我是1977年9月离开青岛的，休养得差不多了，就要找工作。当时是王震副总理抓斯贝这个事情，他说，正好，西安430厂缺人，外文资料需要人整理，技术上也需要人。于是我就在1977年底到了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那时中央对这个工作是很重视的，连吴仲华（注1）也被请去参加筹划斯贝生产问题。

    从此我就离开了606所，主要是对搞“厂所结合”不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