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

　　关进“牛棚”九个月

　　中间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搞武斗。1967年8月14日，410厂“棒子队”冲击606所，打死过人。到1968年，武斗已经结束了，一派胜了，一派败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么从美国回来，怎么治眼睛什么的。开始，是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晚上开着灯，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觉。”他们呵斥说：“什么睡不着，睡！”于是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据说在与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发现了一颗大钉子，说是要用来自杀的。

　　我的“罪名”是两方面，白天“搞”我，说我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说我是“特务”。开始的重点是“走资派”的问题，后来就把“特务”问题当成重点了。他们这个组是分班的，“搞”我“特务”问题时一连整了三天三夜，他们一班人“搞”六个小时，接着是下一班人，我却是连轴转，这个做法号称是“车轮战术”。他们这些人有分工，谁“搞”什么问题，分得很清楚。就那么三天三夜没有让我睡觉，一会儿要我跪下，一会儿要我低头。到后来，我一低头，看地板就是旋转的。最后，我说了：“我要睡觉！”他们说，要我交代了问题才能睡觉。我抗议道：“我的问题，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现在我就是要睡觉，否则我什么问题也无法交代。”这样他们才放过我。但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时候落下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学生吃的米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都是发霉的糙米，加上学习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胃溃疡。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每天两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牛棚”，又出血了。

　　好人总是有的。在被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星期买一斤，这样做了一两个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棚”里关了我九个月，主要“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我交代，我这个眼睛里有照相机，是搞特务活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就给他们讲，我这个眼睛的病是怎么回事，我一遍遍地对他们讲：“如果就用照相机来打个比方，那么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就像是相机里胶片掉下来了，白内障就是镜头前面不干净，玻璃体浑浊是相机里有烟雾、杂质，这就没有办法拍照，也就是眼睛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让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回来。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410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