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第二章 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选择大定

　　（1942）

　　1942年，我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这就面临找工作了。我们毕业时，班上二十四、五个同学，后来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数同学改行了。

　　那时昆明很乱，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注1）从缅甸仰光过来，把日本的飞机压住了，我们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袭，一天到晚非常紧张。

　　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曾经由带队的领导带着，到他的住处拜访，与他进行座谈。他的英文名字是ＣｌａｉｒｅＬｅｅ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个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长得很有特点，说话很率直。

　　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1年8月1日成立的。“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募的都是热心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青年，在形式上并不是正规军。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给了日本战机一个迎头痛击，在这以后，接连创下击落日机的佳绩。就这样把“日本鬼子”压下去了，日本的飞机不像开始时那样猖狂了。

　　在我前一届毕业的同学中，有在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工厂，后来我们在建设“三线”的时候，还用过这个厂。

　　大定这个地名是很早采用的，什么意思呢？是汉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大方。

　　毕业以后，我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当时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做买卖。我的有些同学就是做买卖，有一点钱，搞一个汽车，跑滇缅路，贩一批货，就可以发国难财、赚大钱。另一个，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发动机。

　　我那时已经有了爱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说起我的爱人，我们还是很有机缘的。她原名华允娥，是我在扬州中学的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起上课，学校分为男子部和女子部，所以在扬州中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她初中毕业后，就读淮阴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就当了小学教师。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她也历经艰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济大学，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来到清华大学的会计处工作。到昆明以后，扬州中学的同学聚会，见到了她，噢！原来还是扬州中学的同学。我经常说，没有抗战，我不会上大学，也不会与我的爱人认识。

　　后来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注3）先生做证婚人。在那时，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两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注5），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

　　我们结婚，按照那时的习惯，在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结婚启事——“1942年7月19日，吴蔚升（这是我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吴大观）先生与华允娥（这是我爱人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华国）女士在××××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

　　那天除了我们尊敬的师长，还有沈元（注6）、张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到场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红绸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向我们表示祝福，婚礼简朴但很热闹。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和爱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很可惜的是，那幅留着来宾签名的红绸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丢了。

　　前面说过，在我前面毕业的同学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去了工厂的所在地——大定县羊场坝。

　　当时我们是三对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尔，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其他两对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先生是老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回来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任教，教我们内燃机。

　　从昆明到大定，我们分乘三辆卡车。路非常难走，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途中“啪”的一声，我的箱子突然从车上被颠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们赶忙停车，大家下来一起帮忙找东西！

　　那个地方，真是穷啊！而且是土匪窝！今天是这个村子里的土匪去抢那个村子，明天是那个村子抢这个村子。我们去了以后，梁先生是老师，工厂另外安排接待，我们和潘延龄夫妇就住在老乡的茅草房里。我记得有一天，因为我拉肚子，夜里起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山坡后面，蹲在那里解手，一大群土匪就从我的身边跑了过去，过一会儿，就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火光冲天，土匪在烧房子了。

　　我们两家人住一间房子，只能在中间拉一根绳子，把被单挂在上面隔开。就在那个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才搬到工厂盖的房子里，也是茅草屋，不过比老乡家的要好一些。

　　那个厂子是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委员会，属军队编制，有一个警卫连的部队站岗。但给我们也发枪，夜里还要排班站岗。因为过去发生过被土匪抢的事件，还打死过土匪，所以一天到晚还挺紧张的。

　　我们吃水是靠老乡挑来卖给我们。老乡很穷，冬天穿不上裤子，就用麻袋片围着身子，穿着草鞋。一挑水也卖不了几个钱。真是不毛之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非常苦。

　　厂房就在大溶洞里，两个大溶洞，一个叫乌鸦洞，加工车间就建在那里。洞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100米，洞高约60米，建的厂房有三层，底层是各类仓库，中层是机工车间，上层是总装车间。还有一个叫清虚洞，洞中有一个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厂、螺旋桨厂等配套工厂就准备建在那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洞里面有一种像跳蚤一样的昆虫，咬起人来很厉害，奇痒无比。

　　去了这个厂以后，感到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时在学校念书的环境条件比较差，试验、实习等都比较简单。一到大定的工厂，那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机床，学习的条件很好。

　　给我安排的工作是什么呢？在设计课，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工艺规程、技术图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我一个人主管。这个工作很好，在学校里只接受了一些书本知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在实践中有用的东西。虽然设计资料不很详细，但工艺资料是全套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那时搞的都是活塞式发动机，还没有喷气发动机呢！

　　据说这个厂建厂的投资是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礼金。我在那里二年多的时间，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有一位副厂长叫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还有一位总工程师是李耀滋，他们两位都是中校军衔。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工厂，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八位，包括厂长李柏龄。副厂长戴安国从德国回来，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总工程师李耀滋是MIT毕业的；还有钱学渠，他是钱学森的堂兄，是搞机械加工的；张汝梅是搞工具设计、制造的，曹有诚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铸造的，梁守槃搞飞机发动机。这些人都是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不少是MIT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这些人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那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也真是不简单呀！

　　　在大定的日子

　　（1942—1944）

　　那时的条件艰苦啊！发电用的是老柴油机，用苏联报废的发动机来发电。每天晚上只给两个小时电，晚上7点到9点，其他时间就要点油灯了。我白天接收资料、校对图样，晚上，我就把有关的资料、图样带回家来看、抄、学习，我抄东西的本领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图样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