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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这句俗话说出了人们对交通的关注，也从侧面反映了交通条件的提升可以带来更多的实惠和利益。出行、道路、交通工具，每天都伴随在我们左右。出门、回家，只要我们参与社会行为，只要我们迈出门口，“交通”就紧紧跟随我们到达任何一个地方。
从建国初期，“晴天一脚土，雨天一脚泥”，“出行基本靠走”，“驴马车”仍大行其道的出行状况，到如今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阳路、青年路、机场二通道等多条市区级主干道贯穿，各种交通工具并行的一派繁荣景象，出行条件的变迁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平房人的生活。
这60年，公共交通得到飞速发展。如今的平房地区，再也不是建国初期只有一趟50路公共汽车。现在，就只在姚家园路上，来往平房地区的公交线路就有十余条。加上朝阳北路、青年路等主干线上的公交车，途经平房地区的公交线路有30余条，不到十分钟就有一辆公交车进站。而419路、126路、673路等公交车的总站或停车场也都设在平房地区。短时间的公交车辆间隔，让居民们的出行变得不再困难。上世纪70年代人们一窝蜂地挤公共汽车的状况也一去不复返。
姚家园路南，从平房西口到黄杉木店路几百米之间，各种名牌汽车4S店也已经开到了10余家。雪铁龙，起亚、奥迪、别克、斯巴鲁、红旗，从国产到进口，从家用车到商务舱。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提高，汽车开进寻常百姓家。现在，拥有私家车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公共交通：从烧炭木车到飞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柏油路根本没有 出行基本靠走
“刚建国时候，去趟东大桥买东西，一去一回要4个小时呢！”宋后昌今年76岁，现住在姚家园西社区。回忆起年轻时候的道路交通条件时说，那时候出行，绝对是个苦活。
宋大爷生长在姚家园村，解放前这里全是土路，只要一下雨，土自然就变成了泥。建国后，有的土路被铺上了石子，稍稍改善了道路状况。出行的时候，碰上下小雨，也就稍稍强了一点。
1955年，平房地区的青年路开始施工。为什么叫做青年路？宋大爷说：“那个时候，修路的都是年轻人，20岁左右的，所以就把路名叫做‘青年路’。那个时候的青年路和现在的青年路相比可是天壤之别。既没有这么宽，也没有这么长，还没有延伸到姚家园路上。至于路面条件，就是在土地上面铺上石子，但是在当时来讲，这就是相当好的马路了！”
说起出门，宋大爷叹了口气：“去哪都是走！全靠两条腿！要说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公交车，想都想不到！那会儿全北京也没多少汽车啊！我出门就赶驴车，套上一头驴，这就是好点的交通工具了！”
宋大爷那会儿去远一点的地方都是赶着大车去。那会儿，去甘露园，宋大爷就带上几个路人，每个人两三毛钱，搭上四五个人，一起就拉过去了。一天下来还能赚上一两块钱给家里补贴。提到公共交通，当时的公共汽车是烧炭的木车，车上有个锅炉，半个多小时才有一趟，并且装不了多少人，所以坐的人也不多。
平房路（原350路）是地区最早的一条马路，西起朝阳门，北到电台，是解放前日本人修建的。也是平房村民进城的必经之路。
说它是马路，其实也只是由简易碎石铺成的。每天路上行驶的唯一的机动车就是50路公交车（就是后来的350路）。
“那时的公交车特别小，黑色的，还是烧柴火的，速度也非常慢，只能乘10多个人，里面没有座位，只能站着，个子高的人乘公交车特别容易磕头。”平房村田有才大爷说，就这条件，对当时的人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那时候坐一次公交车由姚家园到东大桥需要5分钱，可是当时一斤猪肉才6毛钱。”田有才今年正好60岁，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说，村里人进城，一般都是走路，因为东大桥那里有一个市场，所以一般村里人进城，最远也只到东大桥。“每天沿着姚家园路一直走，走到头就是东大桥了，一般我们需要走一个小时，没有人觉得累，因为大家都这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道路依然难走 公交极端抢手
说到道路的发展，李连阿姨颇具发言权。她把自己30多年的青春岁月全部贡献给了首都的公交事业，从开长途公共汽车到教别人开车，对路况的变迁，李阿姨可以说是看在眼里，开在脚下。
李连1966年开始开公交汽车，也是为数不多的女司机之一。据李阿姨介绍，那会她开的是长途车，从安定门到大兴黄村都算是长途。而现在，这段路程已经不算啥了。六十年代的时候，每天上午一趟车，下午一趟车，晚上就住在大兴，第二天再回来。
一次李阿姨出车在南苑机场路上，那条路当时是铺的石子，虽然平时走起来还可以，但是一下雨，就会把石子下面的土冲走，而上层的石子就成了一道道沟壑。
那次李阿姨开返程车，在回来的途中，瓢泼大雨导致本身就已经沟沟壑壑的路面积水严重。用李阿姨的话说：“一开车门就全是水！”由于路的两边是地势较低的民房，所以一过车，水浪就往两边的民房院里涌。院里的人们就拿着铁锨和镐把站在路中间，不让汽车通过。而此时，路上已经有很多辆车被截在黄村无法返回。李阿姨也被堵在路上，想到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照看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她硬是什么都没顾，踩着油门，一路就闯了过去。如今，李阿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我就跟开着摩托艇一样！真是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回家！那会儿路不好，没办法啊！”
还有一年冬天，李阿姨去河北文安坝县，路面就像鱼脊背一样，又恰逢下雪，路面滑得要命。只要稍稍一偏，车子就会滑到路边的沟里。李阿姨一路上始终挂着二挡，握紧方向盘，开了5个小时才到目的地。下车后，两脚已经被冻得走不了路了。
现在，李阿姨不再开汽车，但是回忆起当初受的罪，李阿姨感叹道：“唉！那会是苦啊！你看现在的公交车，从里到外条件那么好，司机舒服，乘客也舒服，大不一样啦！拿过去相比，能比吗？”
马祖英阿姨今年68岁，提起七八十年代是如何出行的，她记忆犹新。那时马阿姨家住在陶然亭公园北边，别看是城里，到六十年代，照样全是土路，只要下雨，照样都是泥。“哪有公路去！”马阿姨不禁感叹道。1961年，马阿姨参军去了福建，临走时她的记忆是没有像样的路，从小上学都是走着去，那长度放在现在可是十几站的路途。1969年，马祖英回到北京，这不到10年的时间，北京的路变宽了，原来菜市口那边的小马路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也变宽了。
虽说是道路条件渐渐有所改善，但是出行，依然是麻烦重重。七十年代，马祖英在光华木材厂上班，早上给孩子带到托儿所去。为了避免早上高峰期的时候公共汽车上人多而挤到孩子，马阿姨那时候天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去赶5点多的早班车。有一次，下车的时候由于人太多了，没做好准备的马阿姨被人流从车上硬是挤了下去。结果是没站稳，马阿姨抱着孩子摔倒在地上。回忆起来，马阿姨说：“哎呀！当时幸亏是没有磕到马路牙子上，人就是多啊，一到站，那就是上百号人围上来挤！下车也是，有时候你不想下车都能让人挤下去！”
还有一次，马阿姨单位发了电影票，晚上，她就带着孩子坐车去电影院。但是车上挤得不可开交，挪动身子的地方都没有。结果到了电影院，马阿姨才发现放在挎包里的钱包和电影票全被人偷走了。由于是全单位包场看电影，马阿姨和检票的人好说歹说才进去看了电影。“当时车上人多，我那挎包一挤就给挤到旁边去了。你又腾不出身子来，还得看着孩子，根本就顾不上了。就这么着，让小偷钻了空子，得了手！那时候，你不坐车太远，坐车又麻烦，说是受罪一点都不夸张！”
到了八十年代，北京的道路交通可就眼看着起了变化。李连阿姨说：“随着改革开放，能看到路面的变化了。很多路都修的很好了，开着车再也不用怕下雨下雪了！”
当时马祖英总是坐23路公共汽车上下班。坐在车里，透过车窗，就能感受到首都的变化。道路两边的小平房开始慢慢的拆除，相对的马路也开始拓宽。马阿姨说：“这一天一天的，从车窗里就能看到视野开阔了，建筑物都变了！”
从这些事例和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行条件的紧张和落后，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一切都在慢慢的发展，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交通上天入地 出门地铁飞机
刘震是北京公交419路车队的队长。他干了近30年公交工作，叔伯姥爷到母亲也都把自己奉献给了首都的公交事业。
说起首都交通的发展，刘队长如数家珍，说得头头是道。
1982年，刘震参加工作，在公交车上售票。七十年代的挤公交现象也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刘队长说：“我当初在116路公交车，从和平里到永定门。早高峰的时候，每天在车上都能见到十几二十个大衣扣子！全是人们挤掉的！每天等乘客下了车，从车厢后面往前一走，地上肯定能捡到，不管大小，全都给挤下来了！我当时可捡了不少这扣子。这在我印象中是相当深刻的！” 刘队长回忆自己小的时候上学，由于公交车间隔时间长，所以干脆走着上学。经常是走到学校后，公交车还是没有过来。
从九十年代开始，老百姓的出行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刘震的话说是交通状况“面目全非。”柏油马路，仿佛突然间就躺在了地上。公交线路逐渐增多，地铁也开始贯穿地下。尤其是从1998年以后，首都的交通条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阶段。
而当初公交之所以那么挤，是因为公交车太少了。他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市一共也就有70多条线路。”
那时候，只有一条“50路”公交车线路通过平房地区。可现在，屈指一数，途经平房地区的公交线路就有三四十条。而在朝阳北路上，北京地铁6号线也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
据刘队长介绍，当初像50路这样的公交线路定下来以后，二三十年都不会改变，然而现在，公交线路则会根据居民的需求改变，以适应老百姓的需要。
现在，我们再看看公路上行驶的公交车辆，单从车辆硬件设施来看就是今非昔比。
刘队长介绍，每辆车的轮胎都是米其林的，单是一套轮胎就要好几千块钱。并且大部分的车辆都应用了CAN技术，即在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的时候，通过电脑检测，就可以正确的完成诊断，确定车辆哪个部位运转不正常，所有数据都会被导出。
此外，在车辆的维修等各方面都提高了工作效率。进到车内，滚屏显示车站，空调带来冬暖夏凉。
除了公共汽车，地铁、轻轨、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也日益快捷舒适，改善了居民的生活。
六十年代，马祖英去深圳就是坐的火车去，这一路上，要在上海停一次，在江西停一次。而且车速慢得很，单程时间就要一个星期。“那车里条件也不行啊，车上顶多就有个暖壶，一个电扇！简陋得很！”
由于马祖英当初只有20岁，周围又都是陌生人，自己在车上只敢在上铺呆着，床都不敢下。“那会儿小，啥都不懂，到哪都是不认识的人。就连吃东西也是在上铺自己偷偷吃！到了车站就更害怕了，我记得江西那块比较落后，下了车很多乞讨要饭的人就会过来冲你伸手，因为我当时参军穿军装，他们就觉得我能帮助他们。到处都是陌生人，车站秩序也不好，可把我吓坏了！”
七十年代有一次马阿姨去天津看望父亲，也是坐了两个小时才到。车上条件虽说有改善，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看现在这京津快线，半个小时就到天津，跟遛弯似的！有的人说晚上去天津吃饭，吃完就回来了，这在过去哪有的事情啊！一转眼几十年过来了，谁能想到这交通条件能发展成这样啊！2007年我去南京看儿子，就坐的D字头的车啦！真是好，你看那车厢里的条件。多棒啊，要啥有啥！”
回忆起第一次坐北京的地铁1号线，马阿姨说：“那会新鲜啊！这火车还能在地底下跑！又快又稳，可兴奋呢！但是那会儿票贵、人少。可是你看现在，坐地铁是多普通的事情啊，想到哪到哪！眼看着新建的6号线线路在社区这儿就有一站，我都等不及了！”
火车还嫌不够快？如今，老百姓坐飞机出个门也不算啥新鲜事。机场二通道修到家门口，几十分钟到机场，坐上飞机天南海北转瞬即达。诗里说的“天堑变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搁现在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私人交通：从自行车到私家车
父辈骑着自行车结婚 孩子结婚开上小跑车
1970年，21岁的田有才结婚了。那天，他和亲戚们骑着10辆8成新的自行车到通县去接新娘子。沿着新近修过的平房路，一路上由10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成了路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每个人看到我们，都要停下手中的活看看。”那时在路上看到10辆自行车，“和别人聊天时，都可以拿这个来炫耀，更不用说用来接新娘子了”。
您可别认为搞来10辆自行车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可是集全村之力才借到的自行车，整个平房村也就这10辆自行车。在70年代，谁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那肯定是家里有人在城里当工人。
据田有才回忆，当时因为哥哥和姐姐都在城里当工人，他们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就是两辆车，剩下的车都是和村里人借的。“平时就一直注意观察，看到谁家有自行车就记下来，等到定了日子，头半个月就得挨家挨户地去借，说哪哪天要用车，希望对方把车空出来。结婚头一天晚上，家里人就要挨家挨户去收车了，哪个人骑哪辆车都要记好了，接完亲回来还要检查一下车子的情况，然后再一一还给邻居。”
1994年田有才女儿结婚时，女儿可是坐着轿车出嫁的了。“女儿的婚车一共6辆，其他5辆车就是普通的夏利和面包，不过头车是一辆加长凯迪拉克。”
田有才告诉记者，90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想找婚车可以直接到婚庆公司租，那时都得自己想办法。“那时很多人家都跑出租，所以借一辆夏利车还是非常容易的，这样七凑八凑的我们就找到了5辆车，有夏利车，也有面包车。不过在找头车的时候我们还是遇到了问题。头车通常都要好一点，可是我们借来的几辆车档次都差不多，好在当时有亲戚在外事局工作，自告奋勇说帮忙找车，结果就把单位里的凯迪拉克给开来了。”
果然，女儿结婚的当天，女婿坐着一辆加长的凯迪拉克汽车来接女儿时，还真把田有才镇住了。“虽然以前也听说过凯迪拉克特别长，不过看到实物，还是出乎想象，村里很多人看到这辆车都觉得新鲜，围着车不停地打量。”
2006年田有才的儿子结婚了，他的婚车队伍相比姐姐也更加壮观。“一共12辆车，头车是一辆三菱跑车，剩下的则是11辆红旗车。”田有才告诉记者，儿子结婚的时候，都没用自己操心，婚车都是儿子自己找的。“儿子自己有一辆红旗车，他还参加了一个红旗车友会，一位车友听说儿子要结婚时，就把所有车友的车都借了出来，车友们还自告奋勇给儿子开婚车。”
奥运期间，因为北京市车辆限行，儿子为了方便出行就又买了一辆别克商务车。“儿子的两辆车尾号都不一样，可以经常换着开。”说起儿子，田有才一脸自豪。
责编：孙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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