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的武装起义的同时,王朝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民变四起。发生在农村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饥饿的农民和前来镇压的官军形成的冲突往往造成更激烈的事变。在城市,因为物价的上涨引发的民众骚乱愈演愈烈,城市贫民阶层对社会的不满也已经到了极限。
从民族性上讲,温和的儒家文化已经把广大的中国底层民众培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能够忍辱负重的群体。但是,自辛丑后王朝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对底层民众的残酷压榨,已经到了官逼民反的程度。
其中,发生在中国南方各省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所谓“铁路干线”,主要指的是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已经归于商办,即由民间投资建设并经营。但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经济危机,朝廷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借款需要抵押物,而当时的中国,唯一能够让列强们感到有吸引力的抵押物,恐怕只有铁路了。
铁路国有政策直接侵害了民间投资者的权益,于是保路运动首先从两湖地区开始。湖南商会联合学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集会,决心全力抵制朝廷,扬言如果朝廷一意孤行,长沙就罢市罢课,湖南的百姓就不再向国家交税。湖北省的军商学界也同时空前联合起来反对铁路国有。
而在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虽然起步稍晚,但是就其规模和延续时间来讲,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今天,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有一座高三十一点八六米的方锥体碑。这个1913年的建筑,承载着这座城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段隐痛。九十五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据说有数十万人在此集结。
1911年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召开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同志会在短短数天内,竟然迅速发展到十万多人。9月7日,数万民众一起涌向总督衙门游行示威,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了30多人。在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下,20多个县聚集来的20多万民众包围了省城,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了坚决的战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对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一个仅仅由铁路经营权益而引发的民间抗议活动,绝不会迅速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带有颠覆政府意味的群众运动。
清政府被迫从临近省份调动军队前往四川,于是,湖北空虚。
在历时数年的变革志士和起义英雄们鲜血与生命的催生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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