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学历到重“学校历”并非偶然

　　眼下，正是全国各地填报高考志愿、高校录取新生的时节，志愿的博弈、名牌大学的录取，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在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下，社会大众最希望扩招的是名牌大学或重点大学。然而，重点大学永远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即使重点大学培养的人才有所增加，但终究有限。当大家都能进重点大学读书时，也就无所谓重点大学了。

　　高考的竞争、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类的，即使不断扩招到所有人都能够上大学的时候，甚至假设将来所有人都成为博士，也还是有人要做管理工作，有人要从事蓝领工作。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可能从重学历变为重“ 学校历”(即重视学生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了。

　　人们之所以会从重视学历转变为重视“学校历”，是由于对一个人的远距离判断，最直观的、最外显的就是“学校历”。因为在名牌大学中就读，无论是教师的水平、教学设备和图书、听到高水平学术报告的机会，还是同学的人脉、积累的社会资本等，都比一般大学优越许多。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竞争重心上移，重“学校历”之风愈演愈烈，名牌大学或重点大学的竞争程度不亚于过去。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

　　比如，建国初期高小毕业生在一些地方可能当干部，现在连大专毕业生都不易就业。1977年恢复高考时，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最后录取了27.3万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当年的录取率是4.8%。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录取率为6.6%。1979年有468万人报考，录取了28.4万人，录取率为6.1%。

　　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末，包含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一般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以上。按适龄人口统计，当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72%至2.08%，属于极度精英教育。物以稀为贵，难怪当时大学生会被人们视为天之骄子，人们主要是重学历了。虽然当时也更看重名牌大学，但只要是大学毕业生，都是供不应求的。

　　原来人们认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将会有所好转。然而，现在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一些直辖市已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升学竞争却还是非常激烈。参照具有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即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入普及化阶段，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仍然相当激烈。这其中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一定必然性。

　　中国人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短期内很难改变。高考的竞争、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近年来，许多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高考竞争加剧，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想使升学考试竞争程度单独降下来是很难的。

　　现在有不少高层次大学招聘教师时，不仅只要博士，而且还要查“三代出身”，特别看重第一学历，也就是看求职者本科毕业于什么大学，甚至规定第一学历非“985工程”或“211工程”大学毕业生不进，连聘辅导员和行政人员都如此。

　　这也不足为奇。长期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很少会接受非两校或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担任教职。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特别看重本科学历，非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出身的人基本上无法担任这些大学的教职。或许高等教育发展到较高阶段，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是一个普遍现象。

　　从前的高考实际上并非“一试定终身”，因为除了复读再考以外，考入一般大学的人将来还可争取考上重点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如果发展到过于看重第一学历，那高考倒真会“一试定终身”了。

　　过去有唯学历主义的说法，但愿现在不要将重“学校历”推向极端，演变成“唯学校历主义”。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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