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宗衡看官场“双面人”的双重人格

　　小说《镜花缘》有关于两面国中“双面人”的记载，正面祥和慈善，反面却面目狰狞，前恭而后倨，时时让人惊恐。近日，官场一南粤“双面人”的现身，给了全国人民又一个惊恐。此人正是最新一位落马的高官——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因严重违纪，中央6月11日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按程序办理。

　　而此前，他却有着“清廉市长”的美誉，人称低调黑马。许宗衡当市长之初曾提及四个字：“清、明、勤、思”，在接受访问时曾表示，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5个小时左右，是个勤奋的市长，但不是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许宗衡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被广为传播。他的“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更是引来媒体和群众的一片赞誉。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历史和时间将是最好的检验尺度”。他这种人前一副面孔，人后另一副嘴脸的行径，真还蒙蔽了不少人。

　　中央查处许宗衡，进一步证明了对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不管位置多高”、“不管功劳多大”都要一查到底的态度和决心。而又一个“两面人”的下马也再次提醒我们，官场“双面人”现象不可轻视。

　　应该注意，“双面人”现象在官场中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暴露出来的“双面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了。《厚黑学》、《官场现形记》中，都曾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秦之赵高蒙君惑主，唐之李林甫口蜜腹剑，宋之秦桧里通外国，明之严嵩一意媚上，清之和珅擅长逢迎，他们或为大司马或为宰相或为太师，官至极品，权倾朝野，台上道德文章，台下男盗女娼。在当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等等都是现代官场中典型的“两面人”。

　　官场“双面人”之所以有两副面孔，是因为他们有着“双重人格”。“双重人格”的形成，也有着多重因素。理论说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两种理论：拥护的理论和使用的理论。如果拥护的理论与使用的理论背离太远，他较深层次的心智模式就会是他的使用理论，故双重理论决定了人的双重人格。此外，儒家“修己”是为了“治人”，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而“正心”、“修身”，显然是把道德修养当成了一种手段，它事实上造就了人常态性虚伪、两面和强迫型的人格，这是封建专制遗毒的传统因素；中国旧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因而“报喜不报忧”、“欺上压下”成为做官的铁律，现在，旧的糟粕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除，这是旧官僚政治的遗风因素；现在官场显规则与官场潜规则的并存，是现实条件下的规则因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仰缺失的因素，一个压根就没有信仰，或者已将信仰抛在了“爪哇国”的干部，“私下里”的表现与“公开场合”所使用的“脸谱”必然不同。

　　官场“双面人”的存在，后果很严重。一个人，有了双重人格，是家庭的不幸；一个官员，有了双重人格，则会酿成一定的社会悲剧。“两面人”现象是目前党内最危险的因素之一，他的最大祸害，在于借助假面具混进各级领导岗位，而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时地“变脸”，最终抹黑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因此，从“许宗衡事件”中走出来，我们更期待反腐败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我们更期待制度的创新，如“阳光法”、监督法，使得纪检部门和政府的神经更加敏感，体制内的预防和监督更加有效，体制外的监督更加有力；我们更期待干部任用组织规则加快完善、干部作风建设力度加大。

　　从而，使官场“双面人”无立锥之地，使官场“黑色幽默”少而又少。（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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