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林徽因“夺宝记”：胡适要求交出日记

　　《顾颉刚日记》的出版，解密他不为人知的千斛情泪；邵洵美遭鲁迅棒喝，“盛家赘婿”不改“唯美”；张竞生海外情场涉历，春梦终竟无痕；田汉为爱成恨；周作人集外遗文痛骂陈西滢；徐志摩日记归属大起风波……《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为我们梳理种种文人往事，重建历史现场。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徐志摩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稿，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及后来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总之，“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怎会又在凌叔华的手中呢，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从上海到北平，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

　　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

　　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

　　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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