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网：抵达彼岸

    中国广播网记者 余京津 陈振玺

    罗悠真是冯理达的独生子。从1980年代起，他就在日本工作。几天前，为接受记者采访，他特意从日本回国。

    罗悠真有着近乎1米8的高大身材。据说，他的外祖父冯玉祥就是身高1米8的魁梧大汉。不过，如此高大的罗悠真却异乎寻常的谦卑。面对任何人，他都微微含着胸，顺着眉、垂着手，认真而恭敬地看着、听着、说着。在北京30多摄氏度的高温里，他还穿着深色的西服，仅仅是为了向记者表示他对他们采访工作的尊重。

    罗悠真内敛、谨言。话不想妥贴，绝不轻易出口。也许是家教所致，也许是常年在国外旅居，也许是仍然沉浸在与母亲永诀的痛苦里，他说话时声音轻微、低缓。他在说“妈妈”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怯怯的、稚稚的、轻轻的、亲亲的，像一个6岁的小男孩站在正在熟睡的母亲的床边，小心地呼唤她。他在说“爸爸”这个词的时候也如此。但其实，今年，罗悠真已经56岁。

    在前后3个小时的时间里，罗悠真慢慢地、断续地用语言为母亲冯理达临摹出一幅素描——

    一、 民主之家

    我是姥姥带大的。妈妈和爸爸回国比较晚。我上小学了，他们才从苏联回来。小时候，我对姥姥的感情比妈妈深。

    妈妈对我的感情很矛盾。她一方面对我怀有歉意，一方面又觉得姥姥对我太娇惯。总的来说，妈妈对我又严又慈，严更多一些。姥姥过于溺爱我时，妈妈会说，“你不要以为家里就你一个孩子，你就可以怎么怎么……”听她这么一说，我脑子里会“咯噔”一下，意识到，噢，不该那样的。

    妈妈从没有打过我。我小时候很淘气，爸爸有时会说，“你不听话，我就要打你啦！”然后拿个鸡毛掸子在后面追我，假装要打我。这时妈妈就会说，“你打他，我就打你！”。然后妈妈就来追爸爸。这么，我们三个人相互保持着一段距离在屋子里转圈跑。姥姥就在楼上笑着看我们的把戏。

    （画外音：说到这里，肃穆的罗悠真十分难得地开怀笑了起来。他的眼睛变成了一个顽皮、快乐的小男孩。但忽然地，他的笑声在半空中戛然而止，重新归于静默。）

    姥姥对小孩子很客气，从来不用命令的口吻说话。妈妈也是。妈妈20岁左右去的美国，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我们家里挺民主的，没有条条框框，思想不受拘谨，比较尊重个性。大人不会硬要来管制你，非得让你服从他们不可。节假日，他们想带我到公园玩，都是用商量的口气来问我。爸爸、妈妈对我很信任，属于“只要你觉得好，我们就觉得好”的那种父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上小学，因为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妈妈很内疚，在我住院前，单独请我去饭馆吃饭，一点也不怕被我传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随便就出去吃一顿。当时，人们基本上不下饭馆。所以，那件事我印象很深。妈妈坐在对面，一直看着我吃。她自己一口没吃。从她的神态里，我能感觉到她的歉意。

    （画外音：1950年代，中国十分贫穷。下饭馆是当时一件很奢侈的事。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生时，国内食物短缺，城市中实行食品定量供给，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冯理达请儿子吃饭时，她自己也应该长期没有吃到过饱饭了。）

    记得小时候去三姨姥爷家玩。那时妈妈刚从苏联回来。大人们问我，“你将来有什么理想啊？”。我知道妈妈挺喜欢建筑的，就回答：“做工程师！”。妈妈一听，赶紧过来捂我的嘴。因为那时候工农地位高，你说当工人行，当农民行，当解放军行，说当工程师就不行。三姨姥爷是林业部的领导，他表扬我，“有这个志向很好嘛！”回到家，妈妈就向我道歉。

    还有一次，我发烧。回家没做作业，把书包、书乱扔在桌子上。妈妈回来说我，话说的比较重。后来她知道误解我了，马上向我道歉。

    到日本后，我和现在的日本爱人相爱，带她回国见父母。姥爷是抗日爱国将领，我的日本爱人很担心妈妈不同意我们结婚，专门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解释我们为什么想生活在一起。

    记得在香格里拉饭店，我们三个坐在茶厅里。我爱人念一句，我译一句。妈妈看出我们是真心实意，马上同意了，一点没有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反对我们。她说，“人民是不能承担战争责任的。”事后我再去想，如果妈妈当时不同意，就不是我的妈妈了。妈妈对我婚事的态度，让我意外又不意外。

    二、 温馨之家

    小时候，姥姥家是个大家庭。舅舅、姨的孩子们也住姥姥家。妈妈的家庭角色扮演的很到位，不管是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

    妈妈是贤妻良母，对我们所有孩子都很好，都很关心。说话、做事，方方面面的人她都照顾得到。

    那时家里房子多，种了很多果树。妈妈教我养蚕，还教我用桑椹做果酱。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些果树管了大用。那段日子吃饭，妈妈为了让家里人多吃一点，自己总是吃的最少。

    妈妈小说看得特别快，一本、一本的。她在苏联时，爱看戏剧、芭蕾。回国后，周六、周日也带我去看戏。

    爸爸诗词特别棒！是古诗词专家，能背上千首诗词。周六、周日，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诗词。“文革”期间，谈毛主席的诗词最多。妈妈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织毛衣。我小时候的毛衣都是妈妈打的。

    爸爸、妈妈感情一直非常好。家里的气氛一直非常温馨。越是在苦难的时候，家庭的温馨越重要。

    “文革”时，反美国，叫“反帝”；反苏联，叫“反修”。爸爸、妈妈在美国、苏联都留过学，双双被打成“双料特务”。那时候，社会上搞批斗会、大串联，连夜里都是热热闹闹的。看到别的孩子戴着“红袖箍”，我很羡慕。我是“臭老九”的子女，受排挤、歧视。虽然外面疾风暴雨，但家里一片祥和。所以，回到家，感情上挺受弥补的。

    姥姥当了16年的卫生部部长，家里宾客满门，来的尽是部级干部。家里的警卫、司机、清洁工……，服务人员也多。1965年，姥姥不当部长了，当政协副主席。第二年，“文革”爆发，姥姥成了卫生部的“头号老爷”。家里的宾朋没了，服务人员也没了。姥姥有一些压抑。这时候，妈妈照顾姥姥的生活，兼做姥姥的秘书。姥姥的社会活动少了，我们的家庭气氛反而更浓了。

    家里也有矛盾。爸爸、妈妈不愿意让我知道的时候，两个人就用英语交谈。

    三、工作之重

    1972年，姥姥去世，妈妈失去了工作，呆在家里。我那时参军、入党。妈妈倒过来表扬我。我开始感到妈妈比较寂寞。后来爸爸又去了“五七干校”。

    1958年，妈妈从苏联学成回来，一心想报效国家。结果，还没怎么发挥，工作没了。妈妈说过，“失意是人生的腐蚀剂”。那段时间，妈妈是很痛苦的。

    所以，后来到海军，妈妈马上精神焕发，变化非常明显。

    （画外音：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冯理达入伍海军，分配到海军总医院传染病科，重新获得工作。）

    妈妈的特色主要在科研上。她白天工作上遇到问题，晚上回家就琢磨，第二天一定拿出改进办法。

    今年元月份，胡锦涛总书记看望钱学森。妈妈住院，晚上在电视里看到新闻，第二天早晨就叫护士去买报纸。妈妈（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开始跟钱学森交往。她看到总书记谈到科学发展观，又让护士到她办公室拿书，书里夹着一封钱学森写给她的信。看到她又想工作，我说，“妈妈，你都这样了，还……”她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我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医学，符合科学发展观。钱学森支持我科研的信可以堵西方人的嘴。”

    （画外音：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分别到钱学森、吴文俊家看望两位知识分子，并拜早年。1月20日，是冯理达去世前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天。）

    四、家人影响

    姥姥对妈妈的影响非常大。

    姥姥乐善好施。卫生部旁边有个孤儿院。姥姥见天地去看孩子。每个月一发工资，有一半就会拿过去。

    “文革”的时候，有一次妈妈陪姥姥到宽街看病，挂的是有名的中医专家赵柄楠的号。人很多，她们跟大家一块排队。排到我姥姥，赵柄楠在屋里挺不耐烦地叫：“李德全！李德全！你过来！”我姥姥过去，他一看，特别吃惊：“李部长！您还排队？”他特别感动。我姥姥和妈妈也没觉得排队就怎么样了。身份、地位多高多低，她们已经看得很淡了。

    姥姥在世的时候，好几次用开玩笑的方式跟妈妈谈论死。姥姥说：“一旦不能工作了，最好是‘嘎?儿’一声过去。”姥姥是北京人，“嘎?儿”是北京话。意思是立即死去。她不愿意活得没有尊严，生命质量很差。妈妈赞同姥姥，说，“我也愿意‘嘎?儿’一声过去。”

    1月20号，院长主持会议给妈妈会诊。一流的专家都给请来了。我在旁听。这时，妈妈请工作人员找我到她病房。她说，“爸爸想我了。”妈妈是个很乐观、很坚强的人，她这个话跟她平时的个性不符。我第一次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妈妈觉得自己不行了，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她自己放弃了。第二天上了呼吸机，她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我没见过姥爷。小时候听姥姥说姥爷的故事，觉得妈妈跟姥爷也很像。姥爷是军人，从来不迟到。听妈妈同事、朋友讲，冯教授开会、赴约从来都是先到。

    姥爷从小就叫妈妈给战士洗袜子，像做家庭作业一样。妈妈当年从地方到部队很快能适应，是因为从小在西北军长大，养成了好作风。

    爸爸在苏联学经济，是国内第一个经济学副博士，也是国内第一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爸爸的哲学功底、文学功底也很深。文笔非常好。爸爸对妈妈也很有影响，特别是在哲学上。

    五、家族使命

    旧中国，有三座大山。姥爷南征北战，一心想要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尊严。那时候，他的军队在中国最多，占了半个中国。他被周总理称为“军队之雄”。当年贺龙他们都学西北军。学他们的军纪，学他们的作风。连孙中山也来找姥爷谈统一。姥爷后来追随孙中山、联合蒋介石、两次泰山读书、抗日救国，全是为了复兴中国。

    姥爷是有名的“基督将军”。基督教是姥爷、姥姥结合的原因。最初，姥爷希望用基督教来拯救中国。

    中原大战，他的几十万大军突然覆灭，他成了光杆司令。姥爷几次登泰山反省。他感到基督教不能救中国。他分析西北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政治主张。但民族的复兴之路仍然没有找到。

    （画外音： 1928年2月，冯玉祥和蒋介石互换兰谱，结为拜把子兄弟。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对蒋介石。双方于10月10日起开战，冯玉祥兵败。1930年4月，冯玉祥又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联手对抗蒋介石，打中原大战。蒋介石胜利，冯玉祥、阎锡山下野，军队由张学良接管收编。）

    1946年，姥爷去美国考察，还在思考中国的道路。1947年，姥爷突然反蒋。那时，他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妈妈是我们姥姥这边的老大。（上世纪）40年代去美国，也是她随父母。所以妈妈责任感很强、很有持重感。虽然我们有舅舅，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应该追随父母亲的道路，对父母亲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姥爷民主革命20年，在旧社会奋斗20年，妈妈跟随姥爷、姥姥目睹了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很自然地，她也总在思考中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她喜欢抄东西、写东西。她在抄写东西的时候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多元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她都关注。邓小平理论的书，都给她翻烂了。也不光是政治方面的书，哲学的，基督教的，佛教的，心理学的，中医的，儿科的，世界文化的……她都学。

    复兴中国，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

    再一个，妈妈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跟她自己坎坷的身世也很有关系。

    黑海事件发生时，她小妹最早发现。我的小姨当时只有19岁，是几个孩子里面最精明的一个。可到最后，连一块尸骨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被特务推下了大海。姥爷也在船上殉难。妈妈的大妹妹因为在船上受到刺激，一生精神都有恍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姥爷全家要到解放区去！

    （画外音：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宣言。冯玉祥夫妇响应号召，在苏联大使馆的帮助下，搭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开纽约，准备取道苏联回国，参加在解放区召开的新政协会议。9月1日，轮船在黑海海面失火，冯玉祥与小女儿冯晓达及其他100多名乘客一同罹难。史称“黑海事件”。）

    这场生离死别让妈妈受到很大创伤。面对家庭这么大的变故，妈妈看到，要寻找真谛，就要有牺牲。自己，不能让亲人白白地牺牲。要完成父辈的遗志。

    后来回国，妈妈被派到苏联学习。妈妈对党充满了感激，一心想回报党的培养。姥姥和妈妈对党的热爱都是发自内心的。1973年以后，妈妈到了海军。海军对妈妈很关心，让妈妈觉得她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文革”时，家里受冲击。妈妈看到90%造反的人是工人、是农民——是大众。她倒过去去想，共产党怎么可能自己整自己的干部呢？所以，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她对党的信念也没有动摇。

    改革开放后，她平时在家也跟我聊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像腐败问题。她认为，腐败是微观的，不影响共产党的根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道路，这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

    妈妈年轻时很爱漂亮。年龄大了以后，她的衣着有了变化，越到后面变化越大。有外宾时，她穿军服或者穿旗袍。有的华侨是姥爷的老部下，回国点名要求见她，她去饭店会面穿的还是布衣服。我老说她，让她买些衣服，但她不在意。特别是姥爷、姥姥、舅舅、姨、爸爸陆续去世后，妈妈有时间就去写书，到处调研、做报告，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我觉得她在和时间争分夺秒。

    （画外音：据海军总医院统计，仅仅2007年一年，82岁的冯理达在社会上做健康讲座96场，参加国际交流、政协会议等社会活动130次，整理笔记、写发言稿等共计40多万字。）

    妈妈去世很突然，我事先没有精神准备。这几个月，我一直在重新去想妈妈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妈妈留给我的最大财富就是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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