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会将裹在几层塑料袋里的钱，摸索着交给信用社工作人员。
丈夫的贷款还清了，周安会露出难得的笑。
周安会患有多种病，用的却只是最便宜的止痛药。
重庆晚报11月28日报道丈夫去世前告诉她：还欠着信用社一千元贷款，一定要还。她含泪答应了丈夫。为了这个承诺，她开始了漫长屈辱的生活——
她双目失明，只能在地上爬着走。8年前，丈夫临终前告诉她，尚有1000元信用社贷款未还。从此，她“走”上为夫还贷之路。无奈，她只能匍匐行乞。
她的想法和丈夫一样：不能欠国家的钱，借了钱哪能不还？8年来，她受尽屈辱，历经辛酸，终于还清了贷款。这时，她感到，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1月23日，垫江县高峰镇石丰村1组，周安会一贫如洗的家。
4个纸箱下压着一个脏得看不出本色的木箱，58岁的周安会摸索着打开箱，从最底层摸出一个塑料袋，又从里面摸出一个更小的塑料袋，里面有一个纸包。她小心打开，拿出3张红色的凭证，一张旧的，两张新的。
“就在这里了。”周安会趴在地上，用两根勉强能活动的拇指轻轻抚摸着3张凭证，失明38年的双眼似乎透出了亮光，脸上漾着满意的笑容。当记者要看看这3张普通的纸片时，周安会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将其紧紧抱在胸前：“我总算还完了！这是我的命根咧，我苦了8年就为了这个，你们不能拿去！”
当确定记者只是看看时，她才慢慢拿出来，但必须自己拿着让别人看。
这3张纸上印着“重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收回贷款凭证”。第一张为2001年7月11日，还贷500元；第二张2007年10月7日，还贷500元；第三张2007年11月23日，还贷1000元。
第一张凭证上，有信用社经办人陈明贤手写的一行字：“此款因本人死亡，妻子瘫痪失明，两小孩到处流浪。妻子化缘偿还，故未收利息。”
“8年了！我这钱来得不容易啊，但借了钱哪能不还？”周安会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了。她患有胆结石，肝部痛了、硬了几年，邻居说她可能患有肝硬化。周安会说，不管自己活多久，能在有生之年将欠国家的钱还清，她死也瞑目了。
“1000块，恁多啊！”当丈夫临终前告诉她，他还欠着贷款时，周安会半天没回过神来。
1999年7月19日，丈夫宋吉明因食道癌去世。这个日子之所以让周安会如此刻骨铭心，还因为丈夫临终前对她说的话。
为了这句话，她付出了整整8年时间，还落下一身病。
“瞎子，有件事，我现在不说怕来不及了。”周安会蜷缩在地上，痛苦地回忆着那个下午发生的事：“他说这话时，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拉住我手，将我拉到他嘴边。”
“瞎子，我还欠着信用社1000块钱贷款。我瞒着你悄悄贷来治病了，该还了，欠国家的钱没还，我走得不安心啊！”听了这话，周安会半天没回过神来。良久，她才“哇”地一声哭出来：“你叫我怎么办啊，把欠账丢给我。”
“对不起，瞎子，我病没治好，还欠了钱。你答应我……”丈夫的手掉下去了，周安会知道，丈夫是让她答应想办法还这笔钱。
“我还，不要命也要还！”丈夫的身体已僵硬，周安会仍然在旁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她上哪去找钱还？对她来说，1000块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宋吉明去世时，家里的钱加在一起不足10元，连丈夫的尸体都是村民帮忙掩埋的。
周安会5岁患小儿麻痹症，从此无法站立。她母亲想了个办法，用旧鞋底、谷草、破布和塑料布做两个护膝，周安会就这样跪着、爬着长大。20岁时，她又患眼病，吃了很多药，眼睛没治好，反让两只手不听使唤。不久，眼睛彻底失明，一双手也仅有拇指和食指能勉强活动，其他手指只能终年弯曲着。33岁时，她嫁给了同村的宋吉明，育有一儿一女。
“因为穷，女儿12岁就执意外出打工。不久，她爸就死了。”周安会说，女儿走后再没回家。儿子宋文俊比姐姐小3岁，爸爸去世时他9岁，上小学。
周安会的家有两间屋，是透风的穿逗房，她的床距灶台不足一米，屋里又脏又乱，她却能准确地找出她要的东西。
灶台上，只有一包盐、一碗咸菜和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稀饭。米缸里，还有垫底的一点米。
“我已快1年没吃肉了。上次吃肉，是邻居杀年猪，给我端了一点。”周安会说，她想吃肉。
“她平日吃得最多的是苞谷羹或红苕，要不就啥也不吃。”邻居于行珍说。
因为没劳力，自丈夫去世后，周安会家的田土就让给了村民，每年，种地的村民低价卖给她一些粮食，或不时送她点杂粮，这成了周安会8年来主要的生活来源。
“哪里去找那1000块钱啊？！”她万般无奈，最后决定外出行乞。
每年约200元的残疾人补助，是丈夫死后，周安会唯一的经济来源。她同时还要供儿子上学，每学期学费书费是160元。
当年11月，贷款就要到期。周安会默默地计算着还款日期。她想到卖房子，但邻居劝她：“房子卖了，你和儿子住哪？”周安会想了又想，这房确实不能卖。这时，有人给她出了个歪主意——外出行乞。
“那怎么行！”周安会第一反应是“脏人，丢脸”。那晚，她缩在被窝里，听着儿子轻微的鼾声，不能入眠。
第二天是周末，天刚亮，她就叫醒了儿子：“幺儿，快起来，和妈妈去挣钱。”
周安会让儿子牵着来到高峰街头，4公里长的公路，她们走了近4个小时。周安会护膝下的膝盖已痛得发麻。
“妈妈，我怎么在同学面前抬头！”当得知妈妈要带着自己在高峰街上行乞时，9岁的儿子宋文俊说。
周安会搂着儿子，不停流泪：“儿啊，妈知道难为你，但我们要还钱啊。”
第一天收获有20多元，其间，宋文俊“失踪”过几次——因看见了同班同学，他不得不避开。
这20多块钱让周安会有了希望。她对儿子说：“下次，你把我带到这里就回去，晚上再来接我。”第二天，周安会讨到18元。
“只能周末去，孩子平日要上学。”周安会不想耽搁儿子读书。
寒假到了，周安会决定带着儿子出一趟远门——到16公里外的垫江县城。
16公里路程，周安会走了整整3天。到垫江城时，天已黑尽。
那天，下着大雨，风很大，周安会和儿子躲在一商场屋檐下，又冷又饿。膝盖处已在流血，痛得钻心。她摸了摸腰间，沿途讨来的30多块钱还在。宋文俊依在妈妈怀里：“妈妈，吃点东西吧。”周安会这才想起，3天来，他们一共才吃了两顿饭，那是好心人给的，其余时间，饿了就喝点冷水。
周安会摸出1块钱：“你去买点吃的吧，我不饿。”
“妈妈，你不吃，我也不吃。”周安会听了心里一酸。
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这人自个儿出来就行了，还让孩子一块吃苦？”得知母子俩的情况后，对方沉默了，带他们来到一家小旅社，为他们付了房费。次日一早，周安会和儿子离开时，旅社老板叫住他们，把3元住宿费退给他们，再拿了5块钱。“那老板姓高。”周安会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次，母子俩从垫江去长寿，沿途行乞。到两地交界处，一骑摩托的男子将他们载到长寿县城，分文未收。周安会说，他们是她8年行乞中，对她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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