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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艰辛曲折的从医之路 一首昂扬奋进的创业之歌

CCTV.com  2008年06月25日 16:57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CCTV.com  
[内容速览]  从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和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的爱女,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免疫学专家,冯理达从事医学卫生事业的经历积淀了许多不平凡的故事。
专题:海军医学专家冯理达

    1939年,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不慎将手臂摔伤,久治不愈。后来请来了著名的中医杨济生先生,老先生只用银针刺了几次,母亲的伤就痊愈了。自此,冯理达就迷上了医学。1943年,即将高中毕业的冯理达把想要报考医学院的打算告诉了母亲,母亲郑重地对女儿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母亲的一句话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地埋进了冯理达的心里,64年从医之路,她崇尚科学,执著求索,锐意进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做一个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人”的崇高理想。

    冯理达先后就读于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美国加州大学生物系,1948年回国,第二年,作为中国派出留苏的首批学生,就读于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在古朴典雅的列宁格勒医学院,冯理达受到了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和严谨学风的熏陶。经过刻苦学习,冯理达以总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获得了医学院免疫学副博士学位。这期间,她的论文被破格提拔为博士论文,并作为医学院的教科书结集出版,连她的作业和实验报告也被印成了一本8开厚厚的专著在苏联出版发行。

    1957年,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列宁格勒市要消灭肆虐已久的白喉病。冯理达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国女研究生有多大本事?有不少人对此产生了怀疑。业精于勤!早就着手研究治疗白喉病的冯理达,几年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她创造性地运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用针灸、中药一举攻克了这个难症,使当年列宁格勒的白喉病发病率降到了零!她把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著成论文,先后在列宁格勒电视台、苏共《真理报》、苏军《红星报》宣传报道,引起很大反响,成了苏联免疫学界的一位新闻人物。面对如潮的赞誉,冯理达格外冷静,她从针灸提高人的机体免疫力的成功中,愈来愈认识到祖国传统医学的璀璨光芒,思考着在以西医为主导的免疫学基础上,充分调动中国传统医疗手段,使综合免疫治疗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抱着让祖国医学在免疫学领域不断延伸和拓展的理想,她婉言谢绝了苏联的挽留。她对她的导师说:“我是祖国派来的,我要用学到的知识报效我的祖国。”苏联人民忘不了她,1960年把她在苏联讲课时留下的教材编辑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针灸学》。

    1959年,冯理达被分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工作。那是一个违背科学的年代,“炼钢铁”、“大跃进”,不断冲击着冯理达想要为人民健康贡献力量的拳拳报国之志。然而,面对冲击的冯理达却始终执著地迈着科学的脚步,艰难行进。她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赴灾区研究浮肿与传染病关系的医疗队负责人、国家卫生部及中国医学科学院传染病中央工作组副组长、赴邢台地震区研究地震及传染病关系工作组负责人、国家卫生部防治流脑工作组分组组长,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经常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深入一线收集资料、指导传染病免疫治疗工作,给广大民众送医送药。这一期间,她撰写和发表了《北京市肝炎侦检及防治措施研究》、《02弧菌对不同药物耐受情况》和《湖北江陵县地区流脑发病及防治措施的研究》等论文14篇,为控制和消灭传染病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母亲李德全突然病逝,冯理达被污蔑为“苏修特务”和“美帝特务”,受到冲击。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冯理达调入海军总医院工作。

    48岁的冯理达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突出成就的免疫学专家,刚到海军总医院却被分在传染科担任普通医生,主要工作就是整理病例、打扫卫生、值班值勤。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冯理达豁达开朗,仍然尽心尽责地埋头工作。

    为了加强业务学习,她主动放弃回西便门的国务院部委宿舍休息,每天和两个年轻的医护人员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里刻苦钻研传染学知识,经常一学就是一个通宵。当有人劝她不要太辛苦了,她总会笑着说:“没事,这样我可以多学些临床经验。”当有人劝她没必要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她的回答是:“既然选择了部队,穿上了军装,就要融入部队,当好普通一兵。”

    传染科里肝炎、肺结核、痢疾病人非常多,她不怕被传染,对病号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全心全意地去照顾、护理。1973年,传染科收治的一名19岁患肝病的战士,被发现患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在进行脑积血抽取手术后,冯理达天天都和同事们一起护理。那个时候医院没有呼吸机,病人由于肝水肿压迫呼吸中枢,就得靠人工捏着氧气皮球给病人供氧,24小时不能间断。在治疗、护理的5天时间里,冯理达没有回一次家,白天工作,晚上还主动帮护士替班。大家觉得让这么大岁数的人天天加班熬夜,都不同意换班,可是冯理达却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比你们年龄大,睡眠够了。”

    1974年冬天,科里收治的一名叫王志虎的飞行员,患有严重的痢疾,经常会大小便失禁,弄得床上和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臭不可闻,大家都觉得他很麻烦。冯理达知道后,主动要求负责这个病人。一天晚上11点,冯理达在办公室整理病案,安排明天的会诊。临走前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到小王的房间看一眼。当她走进房间的时候,一股恶臭迎面扑来,病人床上、地上都是粪便,身上也到处都是。冯理达二话不说,走上前去把病人抱了起来,亲手帮他更换衣服和床上用品,亲自打来热水,为病人擦拭干净。等她收拾完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看着冯理达额角渗出的汗水和脸上慈祥的笑容,小王鼻子一酸,流下泪来。冯理达安慰他说:“没关系,谁都有生病的时候,早点休息,早点恢复健康。”病人睡下后,冯理达又到洗手间为病人清洗换下来的脏衣服。

    1978年,53岁的冯理达奉命带领另外两名同事创建免疫室。简陋的平台挡不住冯理达压抑多年追求科学真理、渴望服务人民的巨大热情。在她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创业,这个当时只有一个房间三个人的免疫室,变成了后来的“中国免疫学研究中心”,下设6个研究室,拥有世界先进设备,一项项研究成果不断从这个小小窗口走向世界。

    免疫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缺人员、缺资金、缺设备、缺材料,冯理达带领实验组的同志迎难而上,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了实验。没有实验室,她们就把医院的杂货间腾出来。实验室没有桌子,她就跑到医院的木工房去找来废弃的木料,自己动手搭起来铺上纸和布当桌子。没有实验仪器,她就四处去借。没有电子显微镜,她就带着医学实验的标本,骑自行车跑十几公里,借用其它单位的设备做实验观察。

    1989年10月,经程思远先生介绍,一名对她的学识仰慕已久的日本朋友来到海军总医院,找到冯理达,当面交给她一张200万日元的支票,说愿意为她的医学研究尽点力。冯理达思考再三,向医院上交了100万,免疫中心留下80万购买了她朝思暮想的电子显微镜,剩下的20万她又捐给了军内某基金会。

    多年来,冯理达用国外讲学的收入购买了数十套仪器设备,放入实验室;她把上千万日元、十几万美元,数万马克、法郎全部无偿交给了国家,把别人赠送的所有仪器、设备全部充公,总计价值300多万元人民币。她说:“在国外,我便不再是冯理达,我是中国军人的代表和中国科学家的缩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心中应该有祖国!”

责编:田诗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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