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坚守这样的阵地,不容易——朱羽君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18日 15:00)
记者:很想知道最初您是怎么介入《新闻调查》的?
朱:我跟《新闻调查》是很天然的关系。因为教学需要,我一直跟电视台的很多记者,很多我的学生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我记得当初成立《新闻调查》这个节目时我们就有接触,一直到现在,关系都是不错的。
好像是96年5月,第一次播出《新闻调查》时,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当时我非常希望这个新诞生的节目能够是继《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之后又一个新的新闻改革的举措,能使电视加强评论,加强自己的声音,用一种时间更长,容量更大的节目样式,做一些跟老百姓、跟社会关系密切的节目,当时心里特别高兴。
第一期《宏志班》节目播出后,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气势。我记得好像是白岩松主持的,节目做得非常流畅,显出主持人的智慧,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感觉《新闻调查》是一种新的东西,标志着电视台新闻改革新的思路。因此我非常关注这个节目,包括像夏骏、刘春这些广院的学生,包括张步兵这些开创者。
记者:那期《宏志班》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朱:大气,像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后来我开始关注这个节目,有时候参加季度评奖,参加过好几次。在栏目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性问题讨论,我也参与了意见。我始终觉得9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视发展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新闻改革非常活跃的时期,它的标志就是这几个栏目,《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都是标志性的东西,而且从做节目的语言方面,对电视本身的理解,完全从电影语言脱胎出来,树立了自己电视语言的特质。那时候的人非常活跃,有激情,所以我比较关注。
第一次参加他们的讨论是关于节目时间长度问题。我认为驾驭45分钟的新闻评论节目,对电视人的功力、采访能力、编辑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以前没有这种节目,所以当时有的人适应不了,驾驭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说不要这样时间长度,短一点行不行?甚至有的人说45分钟我可以做两个主题。记得当时我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会议,我坚决主张时间长度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我说时间长度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发挥电视人特性的舞台,你怎么好去削减它的时间?你怎么好将它变成20、20呢?如果某个话题它只能做成20分钟的节目,那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供开拓45分钟内涵的调查选题,这对电视人是一个考验。我说你们适应它驾驭它,你们就有自己新的成就,就有新的形式。那次的讨论也有别人有这方面的意见,最后大家都统一了意见,大家把45分钟当成形式改革,当成一种新闻调查文体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因素经营。这是我记得的第一次的重要讨论。
在变革中不断碰到各种问题,有一次是关于主持人的讨论。我记得在北郊一个地方,开了王志的作品讨论会,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新闻调查》人的这种敬业精神,对新的事物,对电视有一种理论上的追求,业务上有比较深层的追求,他们很讲究总结、提高,一直到现在。事实证明《新闻调查》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成长过程。《新闻调查》培养一批很有魅力的主持人,像董倩,长江,王志,还有现在的杨春、柴静。最早是白岩松,因为他没有在《新闻调查》待的时间长,我相信他待长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当时王志作品研讨会上我提到过,主持人应该是节目的灵魂。而且我呼吁体制上能够使主持人对节目本身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个意见可能在以后的节目运行中有所体现。这是第二次介入。
我有印象的第三次介入就是关于形式改革的问题。是世纪之交的时候,《新闻调查》的发展,走到这个的时候,我发现选题过于宽泛。选题的标准,选题的个性,有些过于分散,各式各样的节目都有,比如说有访谈式的,有新闻报道式的,像江泽民访问美国的《大国的握手》,《376小时》那是纯新闻的,有纯访谈的,也有非常科技方面的,过于宽泛,因此形不成一种个性。
有一次我们请了美国《60分钟》的制片人到广播学院讲课,也请了张洁讲课。张洁讲得非常好。张洁是一个非常有理论追求的人,他的特点就是执着。他在会议上讲课时,我跟学生在底下听,觉得很感动。他当时对《新闻调查》节目样式总结了六个方面,纪录片式、访谈式、新闻报道式,还有好多。他说我们的节目有六种方式,当时给我的感觉,我说糟了,他觉得以样式多样为荣,这对栏目建设的想法,跟我是有距离的。我认为《新闻调查》的问题就在这儿,它很自由体,有点随意,选题上形式上有点各行其是,我认为这个不适合栏目长期操作。我觉得在一个栏目化的时代,栏目的个性应该高于编导的个性,栏目的面貌是一种产品的观念,是一种品牌的观念,而不能以每一个个性化的创作组成一个栏目。
那次刚好我也讲课,张洁坐在底下,我就谈了这个话题,把我对《新闻调查》的看法谈了,我说学习《60分钟》的体会就是在于栏目本身的个性化,栏目的品牌化,栏目的一些元素的排列方式,或者元素本身的稳定性,必须要这样,它可以改进,也可以改革,但是,是整体的改革,或者格律性的改革,因此你总结六种节目样式的时候,我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优点,你要提炼出一些元素来,调查过程、主持人、纪实、访谈、评论等等,把主要的元素总结出来,谁做节目都要运用这几种元素,都有大体相同的编排,就能创造一个品种,只是这些元素运用的时候由于每个人的智慧不同,运用程度不同,达到的效果会有差别,但决不是随意的,这样坚持对栏目建设是有好处的。事后,我觉得张洁把对《60分钟》制片人的学习和我们大家的一些意见听进去了。2003年跟2000的节目相比,是有很大的改变的。
2003年可能是我个人对《新闻调查》满意度最高的一年。为什么这样说呢?2003年形式上比较规范了,呈现出一种调查性比较强的节目样式,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比较一致的东西,看得出制片人的努力,而且看出制片人那种虚心,那种思考,那种能力,它把一些经过思考的东西贯彻下来了。非典时期的几个节目,我觉得相当棒的。广州的非典,北京的非典报道,尤其柴静主持的《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做得非常好。主持人的元素,环境现场的交代,当事人的叙述,周围人的采访,主持人的评论,以及整个氛围的包装,我觉得都非常精彩。我记得柴静刚到《新闻调查》不久,由于这样一些节目显示出她的一些智慧,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当时我觉得很高兴。
2003年刚好凑巧,请我去评节目,我连续看了好几个节目,比方说《选举现场枪击案》,《农民连续自杀案调查》、《双城的创伤》、《阿文的厄梦》,…这样一批节目,总体满意度比较高,一个是选题,比过去更切重公众的利益、民众的呼声、体制的问题以及现在一些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节目里更加具有新闻工作者的眼光和职业的责任。 2002年、2003年,应该说对电视工作者来说是很困难的时期,外面是商业大潮不断的冲击,还有收视率的压力,等等,这样的时候,要坚守这样的阵地,要去触碰这样的主题非常不容易,因为我知道做《新闻调查》,商业利益、经济利益是很少很少的,而采访的环境大多非常恶劣,像农民连续自杀事件,记者深入到非常艰苦的地方去,对从业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这个节目比不上一些娱乐节目的收视率,肯定比不上。但是这个时候《新闻调查》还能坚持它的职守。我讲到对2003年的满意度就在这儿。我觉得这些节目体现了这个栏目记者职业上的自律精神。另外《新闻调查》有自己的一些理念,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迟到的审判》,《农民连续自杀》,还有矿难,这些体现了一种为民请命的精神。2003年我对《新闻调查》的满意度比对《焦点访谈》高得多。我觉得《焦点访谈》在这些选题上,离开原来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我听说《新闻调查》2003年枪毙了11个还是12个节目,我觉得这说明《新闻调查》人的选题,并不考虑自己个人的或者经济的东西,而是考虑到主题本身的重要性,被枪毙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超出所谓新闻监督的最后底线,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也说明它坚持了自己,坚守了自己的品牌,坚守了自己的理念。如果说我们一味应和,我们就不会有一个节目被枪毙,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对2003年的节目满意度很高。
记者:您刚才谈到电视栏目应该有自己的品牌,包括应具有的一些规范式的元素,您觉得像《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它的文体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
朱:有一次我参加了关于这个节目的口号的讨论。刚开始定为“给你一个事实的真相”,(好像是这样)。我当时的思想可能比较偏,悲观一点,所以我当时发言,我说不要谈真相不真相,现在的节目几乎接近不了真相,你不可能给观众一个真相,何况真正的真相谁也说不清楚。后来改成“探寻事实的真相”。慢慢也我也接受了,因为探寻应该是永远的,因为探寻真相,使我们《新闻调查》永远朝着接近真相这个目标。为什么我跟《新闻调查》的关系这么密切,就是因为我非常感谢《调查》人把我当朋友,有的时候请我去,他们很原谅我的直率。我记得去参加过好多次的评奖,我有的时候感觉发言太苛求了,我提缺点总是比较多一些。但是我发现《新闻调查》人对我一点不介意,包括张洁本人,这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说跟《新闻调查》的关系,八年来,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评论工作者,是跟《新闻调查》一起走过来的,而且成为一种好朋友。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搞教学我需要实践的支持,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要播出一些好的节目,张洁会打电话给我,说朱老师有一个节目您可以看看。我觉得非常欣慰。
刚才您说我对《新闻调查》文体的认识以及做法,我觉得调查的文体,尤其电视的调查文体,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调查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文体,是一种受关注,受欢迎的文体,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调查性的事物符合人们对事物的探究,对事物整体把握的心理需求,现在社会飞速发展,一些新闻只是表象的,孤立的,或者分解的报道,难以让你对事物有全面的把握,所以有人说后现代思维是整合思维,后现代思维是整体思维,是全面的思维,这种调查文体实际上就是把一些新闻的事件,把一些跟社会紧密联系的这样一些事件,来进行过程的展示,把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把与这个事件相关的互相联系的脉络呈现出来,给你整合在一起,让你更好把握一个新闻事件,让你更好思索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使观众吸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提供一些参照的体系,所以这种文体本身具有天然的时代性。另一方面,我们说制作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节目,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动社会向更文明,更公平,更民主的方向发展,这是新闻从业者最高的精神追求。
在发达的国家这种文体发展很早了,但是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文体发展还是比较慢,尤其真正调查性的报道,真正与社会有关系的社会调查文体,还是发展比较慢。另外我为什么说电视运用调查性文体有天然的优势呢?因为电视这样一种传播特性的媒介,它给调查性文体提供了非常好的手段。因为电视是一种整体的、人性化的、以生活自身的素材来做元素的,它能让观众体验调查的过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可信性。所以电视媒体的新闻调查更受欢迎。另外这种文体它往往占有比较大的篇幅,至少30、40分钟,因此开展的过程性,调查性,容纳生动的生活素材的可能性,使这种文体具有天然的故事性,所以每一个电视台都会把这样的文体当成新闻频道里很重要的争取观众或者表达自己话语的重要的文体。另外由于它的篇幅长,有40多分钟,对电视人的吸引力很大,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搞调查性的节目,对自己的拍摄能力、理解力、编辑能力施展的空间大,有一种过瘾的感觉,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职业的满足感。
我认为一个好的调查,要抓住几个因素。第一,要有一个好的调查性主题,,贴近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心声,应该站在社会改革的前沿,具有民主意识,进步意识。另外这个主题要有可调查的内涵,有观众想知道而没能知道的内容,有故事性,观众对其有很高的关切度。
第二、要以调查过程为节目的主?,过程即内容。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就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摄像机带领观众一起去探寻,一起到现场,一起与当事人交谈,一起知道结果,过程化叙事是电视媒介独到的优势,只有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才会有全方位的信息,才有丰富的细节和不可预知的结果,比方说《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农民连续自杀案调查》等节目,整个内容就是调查过程,真实的生活现场、不同的当事人、见证人的叙述,以及记者调查行为本身,都呈现给观众,观众有观察、体验、评价的空间,调查的说服力、可视性、故事性都在动态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第三、主持人(出镜记者)是调查节目的一个重要元素,他在现场的走访、提问、发现,就是在结构节目内容,他的风度、气质、智慧,是节目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节目的质量。《新闻调查》栏目是培养主持人的地方,它有足够的时空发挥主持人的才能,比如柴静,原来没有现在那么放光彩,因为原来的节目没有给她那么好的篇幅,没有给她那么好的题材。比如说王志,实际上是《新闻调查》培养起来的,他的质疑,他的话语方式,实际上体现了《新闻调查》的风格,因为调查的风格就要质疑,就要探寻,所以他现在的风格很能体现《新闻调查》的某一些精神。比如杨春,现在也不错。虽然来的不久,但很有调查人的气度。另外长江也很成熟。还有董倩,很富有人气。主持人是《新闻调查》的灵魂,是电视书写的笔尖。
再就是当事人、知情人、见证人的叙述,你们采取了中近景,面对面的叙述方式,这是对的,前面那些动作过程不能少,但是真正要叙述时,应是安静的,坐下来安安静静的交谈,而且是大近景,大特写,让观众读他们的脸,看他们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些人对提问的反应,他说言不由衷的话,讲空话,讲假话,说谎话的时候,你们都能用大景别,抓住他面部的表情,抓住他的细微的变化,这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对环境表现,比如说农民自杀调查,非典突袭人民医院,这些节目环境交代非常好,把人民医院的中间天井的位置,天井的状况以及怎么样隔离,医院的拥挤,通过运动镜头把环境交代得非常好,说服力就非常非常强,那么小的空间,一天要接纳800多病人,就这么小的空间,而且那样的封闭,真是一场灾难。
现在你们的摄影师都很不错,比如《农民连续自杀案调查》的环境交代,比如“双城的创伤”环境的拍摄,其镜头的运用准确流畅,有随着主持人进入现场的感觉。细节抓得好,知道有意识地放大细节,这是《新闻调查》很大的一个进步。用环境说话;用细节说话,用人的表情说话,这是你们很大一个优势。也许这是向《60分钟》学习了一些东西
关于悬念的设置,说明你们越来越会讲故事了,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发现你们会运用了一种收放的策略来设置悬念,有的时候先说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涉及了,但先不说,把这个问题说完了,再把那个问题提出来,这就是编辑上的有意的收和放,有的要放一放,有的要集中讲一讲,这样就使45分钟的节目有节奏,有一个、两个、三个悬念,使得故事一波三折,张洁喜欢讲这句话:“我们的节目要一波三折”,这就能做到一波三折,吸引人家看,因为45分钟就等于一集的电视剧的长度了,这样的长度要想吸引观众,尤其是在电视这样的观看环境里吸引观众,就必须不断的设置悬念,不断的一个一个解决,不能打乱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提出来,条理清晰,现在这些方面的确是做的比较好的。比如“双城的创伤”,编辑上吸收了一些讲故事的方式,既不脱离真实,但是又有梳理,对真实的事物过程有一定的整理,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
记者:电视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因为它还要走向未来,还要进一步的发展,比如现在网络也弥补了一些电视的东西。作为这样一种调查文体,它怎么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长处?
朱:长处就是尽量利用电视媒体的兼容优势,比方有人认为电视在表达心态上有一些不足,文字就可以随便描写,但电视可以把文字的优势拿过来,何况表达心态,不只是你说的话,还有你的表情,你的姿态,比方我刚才说,一个大近景对着你,你说的是假话,但是我会从你的眼神中,语气中看到你的心态,可不可以?电视的表达方式的全方位性,过程的连续性,在表达心态上肯定比文字强,文字写得出来那种眼神吗?写得出来那种撇嘴吗?写得出来那种心理较量时的氛围吗?写不出来,电视可以。何况你需要文字的地方,还可以出字幕,需要说得清楚的时候,还可以用解说词来补充,这些都是。我为什么说电视对于调查文体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因为它是电子媒介,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它能融合印刷媒介的优势。电视的长处是我们要不断开拓和发挥的,别的媒体的优势我们都可以利用智慧去把它融合到电视里头来,电视应该是这样一种载体,因为它的兼容性,它对其他媒体优势是天然存在的。
记者: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电视调查性报道的这种节目,跟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或专题片有什么主要区别?
朱:在选题上,在目的性上,都有不同,它所强调的东西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像纪录片更多的是以人为主,不是以事为主,它是很人性化的,很强调人的个性,人的命运。但是《新闻调查》是围绕一个新闻事件展开调查,要有民众的呼声,国家的进步,民主的进程的内涵,有很强的社会性。纪录片强调人性,强调表达人,人的内心世界,研究人的生存方式,它研究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的尊重,对生活的尊重,对事实的尊重,对真理的尊重,这点是相同的。专题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专题片带有一定的任务,以事为主,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记者:专题片的指向性、目的性更强?
朱:对,它指向性强,解释性强。所以在国外,把有些专题叫解释性报道。比方说有关于移民村的专题,比方《人在单位》这样的专题,他解释上面的政策,制度上的弊病是什么,他对人的束缚是什么,等等,指向性非常明确,解释这个问题。而调查性报道跟它不一样,不是解释,调查是一种探寻,一种对信息的整合,往往是被掩盖了一些什么东西,我给你揭露出来,揭示出来,让观众知道,带有这种性质的比较多。
记者:我为什么要请教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调查节目,像您刚才说的从最初走过来的那些阶段,由于编导的个性、在选题、风格上,做调查报道的时候,可能会走进了一个纪录片的模式里头。但是如果把节目形式内在的一些关系划分得更清晰,对于这个栏目未来的走向,品牌打造可能有好处。现在国内很多人认为纪录片就是专题片,专题片就是纪录片。由于调查性报道节目国内过去还没有这种概念,就像《新闻调查》也是近些年才出现的。
朱:现在的《新闻调查》已经对调查文体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尤其是2003年的一些节目,包括非典,农民自杀、阿文噩梦、双城的创伤什么的,都做的很好的,它既不同于纪录片,也不同于专题片,有自己独特的文体。
记者:您觉得现在像《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使用双机拍摄,人称“豪华阵容”,是否是非常合适?现在对很多事件采访都要求非常快,如果在进入第一现场时,再去架机器,再去布光,可能会失去很好的拍摄机会,我问的是采访操作上的问题。
朱:很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技术的革命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工作方式,包括双机拍摄,这是技术方面的进步。刚开始的时候,别说双机了,一台机器都要事先申情,现在我们设备轻便了,普及了,有了数字设备,使我们双机拍摄,甚至多机拍摄都有可能,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曾经是讲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设备上的自由,就没有影像语言表达的自由”,你想,明天要去拍摄,机器今天晚上还要收回去,你还怎么表达?至于话筒不好,没有外接话筒,那你就会失去很多表达上的自由。所以技术的进步,包括设备的轻便和设备的精良都是提高电视语言质量的一个基础。
对于双机拍摄或者是多机拍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单机拍摄并不是我们愿意的,过去只有单机,现在你们有双机,为什么不用双机?现在人们在镜头面前已经越来越不忌讳被拍摄,也不忌讳有个机器在画面之中,以前是忌讳的,好像我一拍,你在镜头里面,就要避开,现在观众习惯了。比如你在这里拍一个人下火车,火车上有人也拿着机器下来,有没有问题?谁也不会提出任何的问题,而且给你剪接带来很多方便,大家理解了,这个镜头是这个机器拍的,那个是那个机器拍的,而不会像以前说是跳轴。现在电视人有没有讲跳轴的问题了,过去电影动不动就说跳轴,说你反打不合理,现在谁讲?观念不同了,我觉得两台机器拍摄是好事,但要有明确分工,比如有一台专抓人物近景,有一台拍环境,拍全景,也可以有一台机器老开着,不让声音断掉,让场面上的声音连贯,以便更好地捕捉对话的现场气氛,双机就带来很多方便,问题是使用的技巧,合理地设计和分工,那就是现在应该发展的才智。至于要不要布光,要看具体环境,在一些固定场合,采访重要人物,可以事先布光,一般情况下,新闻调查的拍摄要学会利用自然光,现在的机器能适应低照度,晚上一般的照明灯光下也能拍摄,自然光的运用是需要技巧的,需要学习和积累经验。
记者:您参加这么些年的节目研讨,评奖,哪些节目给您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好的一面,或者看着不舒服,为什么?
朱:我翻了一下《新闻调查》的播出单子,我发现我还是漏掉了很多节目,看的比较多的还是那些我去参加季度评奖了,或者是研讨会,或者是送我光盘。上次张洁送我一大堆光盘,这个时候我看得多。以前经常收看,后来改到挺晚了,节目时段还常被冲击,不按时播出,我就看得少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将来播出时间的固定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参加过你们的好几次研讨会,我就提到这个问题,播出时间应该相对固定,哪怕这个时间段不太好,但是你固定也行,你铁打不动,你的收视率就有保障。如果人家按时找你,找不着,就会恼火,我觉得准点准时播出对你们提高收视率很重要。
要说印象最深的一些节目,比如早期有一些访问性的,包括《从市长到囚犯》,《与神话较量的人》,《戒毒者的自白》等等。谈话节目你不要小看,谈话实际上是一种个性和个性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往往是很有魅力的。还有《艾滋病人小路》,这类节目印象还是挺深的。还有一些节目,比方说一些纪实性很强的,像《大官村里选村官》,《眼球丢失的背后》,《生命的救助》还有什么《厦门远华大案》,以及我上文中提到的一些近期作品,还包括一些你们没有播出的节目,我看过几个,比方《楷模》,还有《迟到的审判》,这些节目做的真是不错,要播出的话效果也会很好。
记者:通过八年来调查人的探索,您认为应该坚持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品质?
朱:我觉得首先是选题上,还是应该关心整个社会的进步,民众的利益,选题方面还是要重大一点儿,要切中一些时弊,尖锐一点儿。当然由于怕枪毙,有一些顾虑,但是在这方面,也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责任。另外《新闻调查》还是应该更好的保持一种激情。我觉得当初的这一帮人的确是很有激情的,很有媒介人的那种激情,在这方面还是要保持。另外就是要有一种责任感和良心,媒介的良心,媒介的责任,时时刻刻为老百姓说话,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我觉得要留住人,要有人才观念,《新闻调查》人才流失了一些,这个流失当然也是很自然的,或者叫流动,流动出去很多的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得想办法留住人。比如说《新闻调查》刚开始,不但是节目上是新闻改革的先锋,而且在人才体制上也是改革的先锋,有很多人才,像过去夏骏、王坚平、赛纳,刘春、王利芬,还有好多人,一连串的,真是很生猛的,要把他们的激情留住,当然领导上如果爱护这个节目的话,也不能把这里面的人调出去,要留住人才,这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新闻的责任感、自律精神,还要保持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你为民说话的时候往往就会碰到各种情况,往往是在艰苦的地方,在困难的环境里,遇到往往是很难对付的人,遇到社会上一些人对你的敌视或者是反抗,这都可能的。我觉得《新闻调查》在这方面有一种精神,使所有的人都佩服你们。现在大家都是很佩服《新闻调查》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忽视对形式的探索,不要忽视对表达语言的探索。
刚才讲到,2003年的节目有很大的进步,而且看得见成果,但是每个人在基本功上还需要更好的训练,使得每一个元素运用得更加精炼,熟能生巧,还是这些元素,要运用得非常得体,非常简洁,非常有智慧,比方说主持人的采访方式,比如说对过程的记录,对环境的拍摄,对细节的放大,还有就是我很欣赏的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发生事件的现场,利用当事人进行情景式的叙述,进行动作的模拟,这往往是《新闻调查》最富有动作性,最富有戏剧性,最富有语言个性特点的方式,这方面要发扬。我记得有几个片子,比方说《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不同的人对跳窗者当时情景的各种不同的模拟,不同的叙述,主持人让他们说当时在哪个位置上,你当时在干什么,跳楼者是如何动作的,问得特别细,让当事人模拟出来,结果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细节都模糊不清,所以我们看到派出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非常蹊跷,非常有问题。包括调查农民连续自杀事件的时候,主持人问工作组的人,当时自杀者家属呼救的时候,你们工作组的人在哪里?你站在这儿的时候,看到手电筒离你有多远?为什么不追上去?你在这个地方都看见了什么?这种追问,并要当事人现场模拟,非常富有说服力。要运用这样的一些手段,使得你的采访非常富有动作性,这样既能让观众看到现场,又能看到叙述者的故事模拟,这样就很富有电视的多信息渠道传播的特点,很富有戏剧性,但是它又不是真实再现。我有时对完全的真实再现很反感,让演员去模拟警察,模拟罪犯。但是如果当事人当时就在这个窗户底下,就在这个走廊里,他要模拟就很自然,既真实又有戏剧效果,这种东西应该做得精到,做得自然,做得到位,就有说服力。
现在的问题,你们的形式都到位了,但是,是不是做的很纯净?是不是做的专业?做的干净、利落?那就需要大家来磨练了。而且不断进来新人,练基本功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电视没有基本功,拿着机器就拍。画面要准确,干净、利落,要有说服力,镜头要拍得漂亮,该不动的时候你就架住三脚架,两个人坐在那儿谈话的时候要稳稳当当,不能晃里晃荡,该运动的时候就要运动起来,把环境交代的非常连贯,重要的细节要有特写,摄像师与现场记者要配合默契。要提出一个口号: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扎实的基本功。编辑有编辑的基本功,摄像有摄像的基本功。将来要有明晰的要求,摄像要做到哪几点,录音要做到哪几点,编辑要做到哪几点,主持人解说词要做到哪几点,有明晰的职业的标准,这是将来管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觉得《新闻调查》还应该加强理性的、法制的这样一个思想。你们既然是媒体,又常常搞法制类节目,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也应该有点儿维权意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举个例子,就是不能被枪毙那么多节目。你们为什么不能据理争取一下呢?尤其是对那种来自不知哪里的一个指示就不播,你多少要有一点儿推进民主进程的勇气。如果说你们真有理,你们要争一句,可以跟领导沟通交流一下,领导也许是不了解情况,领导也许是碍于别的面子,你得说服他,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不可能。
记者:这个涉及到比较深刻的体制上问题。
朱:我可能因为是一个教员,不在其位,没有太多的顾虑,但我相信我说这个话也没有错,我没有鼓励你们去做不应当的事情,但是一定要维护自己,因为做一个节目不容易,是要花出很多的劳动,你不能说人家来个电话,就不播了,或者说人家怎么样找到上一级再上一级的领导,你就不播了,你还可以有辩护的权力,当然最后还是要服从,但是你连辩都没辩,连说明都没说明,这又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新闻调查》也应该有对自己的调查。牵扯到有时候给你撤了,给你调走了,这都有可能,但是我想的是不应因祸福而避之。
《新闻调查》的品格与调查人自身的品格是一致的,而且只有人的品格才有节目的品格、栏目的品格。当然我可能要求太高,不在其中,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和尴尬。但是我说出来也是我的一种责任。有的时候我对学生或者是对节目,我想说我就会说的。要说真话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会说真话。我觉得现在党中央的执政改革还是有决心的,胡锦涛同志讲要“求真务实”嘛,求真务实也要从《新闻调查》自身做起,不要让节目枪毙那么多,而且不要没有多少理由就被枪毙。其他的意见我就没什么了,另外我还希望你们有一个准确的播出时间,不要再打乱仗,哪怕这个播出时间不好,但是你一定要守信,一定要按时播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记者:有些节目为什么会遭到枪毙?可能因为你一涉及到真相,就会有人通过不知道什么层面进行公关。其实我们在选题上是否也可以更宽泛一点?既保持调查节目的方式品质,对黑暗的揭露,又更多的切进社会里层,实际上主题还是关乎民众的利益、国家的前途,包括建设性的一些东西。生活中很多东西并不完全是在黑暗当中的,现实是多元、复杂的,可能一个人犯错误,或者他的黑也是有苦难言的,会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在里面。面临这样的社会现状,《新闻调查》又要坚持它的品质,又要完成受众的期待,挺难的。
朱:我觉得《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可调查的意味在里面。如果这个节目特别直白,就不能够显示出《新闻调查》的个性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新闻调查》不一定要跟那些新闻事件本身特别近的东西,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杨利伟上天,《新闻调查》就不一定要做,做没做我不知道,做了吗?
记者:我们想做一期冷静思考的。
朱:但是没做也可以,因为它究竟不要你去调查。你调查什么?它不是调查的一个主题,还是应该有一些揭露的可能性或者是调查的可能性,或者是让你看得更真切的可能性,有这样一个可探寻的过程才叫调查。当然,调查不一定是只是揭露,那倒不一定,但是要可以调查。我随便举个例子,表扬黑脸包公,说他是黑脸的,公正无私的,观众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个黑脸法,他到底跟谁过不去了,他的过不去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调查还是有价值的,这个题目不是揭黑,而是表扬,通过这个人跟谁斗争,怎样斗争的,让人说他真了不起,他是包公,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真相,所以它还是有真相可以提供的,有可以调查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原因或者是心理状况也可以探索,不一定都是揭黑,但是也要探索。比方说大连的空难之后你们做过一期节目,这个不是揭黑,但是人们想知道真相,所以你们并没有直接调查哪个人搞破坏了,但是要让观众知道提高警惕,空难在这样一些人的心态底下可能会发生,有人对这个社会有报复心理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有探索的可能性。我觉得选题还是要跟民众的生活特别的贴近,要解决民众的一些疑团,要解决民众想知道的问题,不一定是揭黑,但是人们很想知道,所以就要了解观众的心理。你们这两个字用的比较好,叫“探寻”,“探寻”和“揭露”这两个词还是有区别的。
最后我要表达对《新闻调查》的祝贺,对《新闻调查》人的敬佩。我在你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们的一些节目我也经常作为教材给学生们介绍,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新闻调查》表示敬意,希望它能办得更好,有很强的生命力。如果说像美国《60分钟》是20年、30年、40年的生命力的话,我们也可以30年、40年、50年地把《新闻调查》办下的,甚至你们的下一代都能把这个节目办下去,把这个节目的精神发扬下去。
记者:张洁让我转达对您的敬意。如果这八年来《新闻调查》有进步,跟你们的关心、指导和关爱是分不开的。谢谢朱老师。
采访记者:赵华
责编:武林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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