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象是打开了一扇门————董 倩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18日 14:33)
记者:好象每个采访的人都要先谈谈当初是怎么来到《新闻调查》的?
董:从《东方之子》来到《新闻调查》,应该感谢胡劲草,因为澳门回归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住了两个月。我们两个工作、生活都在一起,到最后一个月,快离开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到《新闻调查》来?我说没想过。后来他说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后来我想是啊,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记者:那个时候《新闻调查》给你什么印象?
董:就觉得特别难。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尤其是澳门回归报道完了我再回到《东方之子》,我在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提高自己?因为《东方之子》式的采访和新闻报道是截然不同的,我长时间的沉浸在跟名人还有精英面对面的交流中,我甚至离这个社会生活都很远了,因为老是精英的采访,总是从他的生活中吸取他最优秀的东西,好象是学习似的。但是你看我是从1997年到1999年三整年在《东方之子》,那三年社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离我都特别远,我不大知道,甚至我也不必要关心,我只要关心那些我需要采访的人就行了。后来过了三年之后忽然问自己,因为采访到一定程度上,你不仅要了解这个人,更重要的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有他的成长背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才有他,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我不懂,而你要挖掘这个人的内心,这个人不是单纯的一个人,他是依托于当时他所处的背景的,那个时候突然觉得我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后来回去以后,胡劲草就跟我联系到制片人赛纳那儿。赛纳说好啊。后来就很便捷的,等于从澳门回归报道完了之后,2000年1月我就到《新闻调查》上班了。
记者:到《新闻调查》上班,会有新感觉么?
董:真的象是打开了一扇窗户,不是一扇窗户,是一扇门,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如果说在《东方之子》采访的都是精英的话,到了《新闻调查》,我开始接触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了,就是能接触到各色的人,各个角落的人,各个职业的人,甚至你有可能接触到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人,这个真的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门,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了,跟在《东方之子》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采访《东方之子》的时候,给我更多的感觉就是穿得利利正正的,打扮的整整齐齐的,坐在那儿跟人聊一个小时的天就完了,最多是下乡,那也是外景拍摄而已,真的没有进行那种比较艰苦的采访,艰难的采访——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在特殊的时期,抗洪的时期也有过艰苦的采访,但那毕竟是个案,不是一种常态。
记者:在《新闻调查》做出镜记者,您对一些事件人物做过不少的现场采访,今天想来,哪些还能给您留下挺深的印象?
董:都挺深的,因为我觉得任何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像探险一样,都是崭新的,我对它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我想打开“为什么”,不管是人还是事,可能在《东方之子》时间长了,我更多感兴趣的是人,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没有一次是特别感兴趣或是特别不感兴趣的,每个人在我面前都是一样,对我来说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你要是说特别印象深的,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可能就是我采访石牧年,让我对人生有新的感悟。我采访是从来不哭的,但是那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摄像蔡建元就跟我说,因为他拍我,他说那个时候就看你的眼泪一圈一圈的转,但是我觉得不能掉泪,采访的又是个特别坚韧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的。那是上海的陆幼青——一个写了《死亡日记》已经离开的人,是他的妻子,那种坚强,反正我作为采访者,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者:我记得有一次你们在暴风雪过后到内蒙草原上追踪报道,据说是零下40多度,看了之后对你印象很深,觉得能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那样一种艰辛的采访,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董:可能大家觉得艰辛,我并没有觉得艰辛,这不是大实话。因为选择了这一行,记者就是要深入到各个场合里的,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能到那儿去很艰苦,我觉得没什么,我是干这行的,就应该去,而且我没有任何觉得到那儿吃苦受累去了,环境比那个艰苦的,条件比那个恶劣的,再难多少我都能承受,毕竟这短暂的,完了就回来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特殊的。
记者:你觉得在那么多采访中哪一些是成功的?哪一些是遗憾的?
董:现在想起来没有什么成功的。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任何一次采访不管,因为新闻调查咱们都知道,任何一个节目里面有重点采访人物,有不是那么重点的,有可采可不采的,或者是一些旁衬的人物,任何人对我来说都没有主次之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每个采访都有缺点,但是只能说其中有一些采访里面,有一些我是比较满意的,更多的,我回头看还是遗憾比较多。
记者:说说比如比较满意的。
董:我比较满意的是采访老慕,慕绥新,沈阳市的前市长,因为我准备了特别长时间,我跟耿志民编导合作,他提早去了一周,我提早去了两天,那两天天天看卷宗,太多了,我提取不出来,耿志民教给我怎么提,我准备了好久,因为在那之前我也采访过部长,也采访过犯人,但是是部长又是犯人,就是又是高官又是囚徒这种人没采访过,王志采访的比较多,我从来没有采访过这样的人,而且我对慕绥新的印象挺好的,后来我去了以后,一直在想这个人物我怎么去把握它,特别难,后来采访完了我觉得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采访慕绥新的时候,我那种态度,视角还是挺好的,有一些个别问题,即便现在想来也是禁得住考验的。但是反过头去更多的想还是遗憾多,因为如果我现在干《央视论坛》干了一年了,我要有这个经验,我再去采访他,恐怕在气质上,采访的那种气质上会不一样,当时还是嫩了点儿,我老觉得自己嫩。
记者:这么说,您对慕绥新的采访一个是资料准备的比较细致,一个是用他没想到的视角去问他?
董:他很接纳我,你从他那个人的感觉上,目光,我跟他第一次目光接触,我觉得他接纳我,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小时的采访,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另外我也准备得很充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不用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采访完了,耿志民给我总结这个采访,应该说是不错,应该说是还行,但是你不具备一个更好的采访的气质,在采访气质上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因为你没有掌控这次采访,让人撵得慌,现在想想还是嫩。那个时候是2001年还是2002年,那个时候我刚30岁,我觉得还不具备采访这么一个内心很复杂,经历很复杂,对他评判应该说也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我把握不了,即便让我现在去,比那个时候有提高,但是我还不认为我能很好地把握这个人物,我能够完成这一次单纯的采访,但是作为交流我觉得还是不成功。
记者:我记得那次到阳泉村采访慰安妇挺成功的。
董:我觉得那是一种本能,几乎是每个人都说那是我采访的好节目,但是我个人并不那儿认为,那可能是我天生带的一种本能。我觉得面对这种老太太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让我刻意的事,是本能,我即便不会采访,我在面对那种老太太的时候也是那种反应。
记者:还有哪些采访觉得……
董:在《新闻调查》,我觉得越干越吃力。 2000年1月到2004年的4月,三年四个月,2003年的4月,就是新闻频道央视论坛开播之前,4月20号我出差回来,我记得特别清楚,最后采访的人物是湖南省委副书记,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想,我给忘了叫什么了,对了,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那是我采访的最后一个节目,印象特别深。
记者:我想知道一些在采访中,哪一次的采访你觉得把握的挺好的,或者说如果当时要用另外一种方法会更好?
董:几乎每一次采访完了都有这种感觉,对每一个人,每一次采访,我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我就想这个还行,更多的是想当时有个问题怎么能那么问?
记者:你一般采访之前都做哪些准备工作?
董:就是先把这个事弄清楚。先要弄清楚这个事,要弄得清清楚楚。因为你只有弄得清清楚楚,你才知道到底要干嘛,它有一些相关的知识,没办法,你只能该恶补的恶补。
记者:对现场的把握呢?
董:有糊涂的时候,糊涂的时候挺多的。我还是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跟耿志民合作叫《绛县的经验》,我在采访那些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当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官、乡官、镇长的时候,糊涂着呢。
记者:糊涂在哪里呢?
董:那是后期编导剪出来的。那个片子还让我得了金话筒奖,但是我知道它有深深的不容易。因为编导很强,所以带得我也很强。事实上我特糊涂。采访的时候,它这个体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懂,因为我的生活经验,我的社会经验特别有限,真是耿志民手把手教我,我才懂的,我就知道我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就回到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我越干越觉得没法干了,什么都不懂,因为你要采访好一个事,一个人,你真的要懂得好多,比如说《绛县的经验》,他为什么要搞农业调产?为什么在绛县搞调产是那样一个结果?我都不懂,好多东西,而且有一些相通的规律我也没懂。所以说在《新闻调查》,我刚才说是由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想成为一个大记者,我说的大记者不是名记者,是作为一个很大气的记者,我要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了,但是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那个目标离我太远了,可是我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目标应该是什么样的,要达到这条路挺艰难的,越干我越觉得离它那么远,一方面我觉得好象近一点儿了,但是再细看再细想不是近了,是越来越远了,所以你必须得多看多想多琢磨。
记者:对你个人来说,在调查的那几年,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董:《新闻调查》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新闻采访记者,而不只是一个面对面的采访记者。我甚至在来《新闻调查》之前都不懂什么是采访。别看我在《东方之子》采访了整整三年,那只是一种技巧,真正到了《新闻调查》我才知道什么是新闻采访,就是《新闻调查》的采访和一般意义的采访还真是不大一样。这几年让我真的懂得了特别多,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开始走上了一条道路,就是要成为一个底蕴深厚的大记者,因为我想这个除了在《新闻调查》没有任何地方能有这样的机会。这是我觉得回头时能够看到的最清楚的一点。
采访记者:赵华
责编:武林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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