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央电视台才有新闻调查—麦天枢 

央视国际 (2006年04月18日 13:58)

　　麦：我应该感谢《新闻调查》。我在中央电视台十多个栏目座谈过，或者要求我去讲课，但印象最深还是《新闻调查》。原因我想大概是《新闻调查》这样的栏目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不是个纯粹作家出身的文化人，80年代我是个新闻记者。那时我一边在书房里做事，一边热心理解中国的政治，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中国的新闻。我从来不认为新闻可以单独把它认为就是一个新闻，是一个脱离政治和社会进程的独立行业。我从来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新闻是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进展，它的发育程度，它的风格，甚至他可能形成的传统，都一定是中国在政治变革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部分。在中国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中国政治文明在实现完整的理念建设和制度建设之前，都不能设想会脱离政治建成的一个舆论进程，这是我对新闻一个判断。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又是一个传播的社会，中国还有很多亿农民，大多数人口还在种地生活，传播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成员的基本生活方式，这跟西方历史进程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希望看到，或者感觉到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能不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一些创作？有一些自我的反省？这是我介入《新闻调查》栏目时的初衷。其实我在与《新闻调查》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我们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状况，情感状况，对我们的舆论制度，我觉得增加了很多了解和理解。我个人也是一个收益者。

　　我想我可以讲几件事，一个就是实际上我第一次被邀请去参加做评委，是因为当时王利芬拍了一个片子，叫《透视山西运城渗灌工程》。

　　因为我过去曾经在山西待过很长时间，我在《中国青年报》时当过山西站站长，我对山西比较了解，当时我就在太原。这个片子出来之后，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感动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想到当时还有新闻记者以这样的方式，能触击我们社会包括我们政治体制、基层政治、基层经济活动当中这么深刻的问题，好像第一次感觉到电视的这种新闻监督，原来它是这么艰难，同时比较平面媒体，是这么自由。当时很赞赏王利芬那样记者的风格。我过去对新闻记者，尤其电视的新闻记者的做派非常不赞成，现在中央电视台很多栏目，很多主持人，很多记者露面的形象我觉得不能看，我觉得戏子的意识高于记者意识，这我想大概两个原因。

　　我对电视新闻非常不满，我总觉得中国还是一个严肃的时代，不论娱乐的东西在电视上占多少分量，因为中国的国家民族历史负担太重，体制负担太重，离他建设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还很遥远，这个代价成本也很高，社会的不和谐，在变革过程中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人付出的代价很高，痛苦也很深，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新闻工作者，尤其中央电视台影响非常大的传播机构，应该有几个基本的情感，有一个基本的面貌，这个面貌和情感是不能脱离这个民族的命运的。但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些记者很可能过去早期电视上传播的都是一些播音员形式，早期在电视上活跃的都是一些文艺节目，新闻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开放逐步走向传播的台前，因此中国的电视新闻记者作派不是来源于新闻的要求的，它是来源于那种表演的意识，所谓这个表演的意识在新闻节目中不断地延伸，我非常反感，但是那次那个节目王利芬不是这样，她是个记者，我在电视当中看到了一个为内容所驾驭的所控制的一个记者。

　　对于去追逐内容追逐职业目标的一个记者，他个人的美、丑、姿势怎么样，化妆怎么样，他忘了。当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爬上渗灌造假工程，这些细节非常真，我从这个新闻记者的角度对王利芬——我不认识她，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非常推崇这种职业精神，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从事新闻工作新闻栏目的记者，应该是这样一个面目。那种兰花指，那种惺惺作态，露一个面都要摆一摆，都生怕观众忘了他，这跟新闻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个原因很多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很大，中央电视台很大，这个大是因为国家舆论的管理，中国特殊舆论时代需要的这种控制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了无法比较的惟有的传播效果，这种效果往往让他的从业人员在十几亿人口的传播市场上去追逐非职业的、狭隘的虚荣的自我心理效果，这点上我觉得整个中央电视台很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个问题。

　　记：能否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麦：我想中央电视台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念，这个理念应该有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中国的政治进程、社会安全、传播责任；第二个应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如果在这两条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传播理念，对主持人也好，对新闻出境记者一样，就会形成一个法律一样的形象要求和气质要求，培养出来的这个新闻记者已经是具有深度情感，他有他带着中华民族的那种美感，带着中国特殊时代职业记者的气质。但这些东西好象都没有，导致了我看电视台上现在是娱乐领导新闻，玩闹征服庄严和严肃。现在一个极富有责任的传播机构，经常在栏目包装上也好，频道包装上也好，出现了新闻娱乐化的浪潮，有些很严肃的频道和栏目那种包装程序跟娱乐节目差不多。实际上这是在内容追求上没有进展，靠内容靠不住，所以走了这样让人非常遗憾的道路。

　　正因为我对电视有这样一种情感上和美感上的阻抗与排斥，所以当时我看了说着比较熟悉的地方事情，对山西运城渗灌的揭秘，我就忍着看，看了之后我对王利芬记者的作派，第一次有了尊重之感。作为一个文化人，这是当时的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电视因为客观性，不需要用概念表达，更多对事实的追究往往是不可否认的，这个电视对画面对事实的直观记录，给新闻记者巨大的自由。有些事实如果用文字概念的方式是无法发表的，无法传播的。但是电视可以不用概念表达，用事实追究，用画面，用人的表情，它能够表达能够追究。因为我就想到实际上是要找到好的方式，有好的职业准备。电视新闻不是说是因为它的转播效果不自由，而是有更自由力。当时产生了这两点看法。正好那时夏俊去找我，去看我。当时他播了这个《新闻调查》之后又拍一个《焦点访谈》，谈山西对事件中一些人的处理后果。他们又去了，去了以后看我，我把我的看法跟夏骏谈了谈。谈了以后夏骏非常在意，就想让我写篇文章。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写，我多少年了不写文章，因为我做些课题，我说给你写封信吧，要觉得合适，你可以拿去发表。如果不合适，就作为我给你的一封信。因此我写了一封信。那时我在太原，我的单位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院，还没有调到作家协会，我现在在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东西发表以后，可能栏目也好，部里也好出现了一些反映，认为大概我这个角度特殊一些，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评奖。后来赵微找我去了一次，在北京评奖，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一年之内不来了。我说现在往往一些栏目评奖比较多，《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包括经济部的栏目，我时间比较碎，所以我再没去。但从那以后我对这个栏目看得比较多，对这个栏目有了一些理解。

　　我为什么对《新闻调查》非常注意，按理说一个做课题做研究的知识分子，他关注信息化往往从自己的课题的角度，平时阅读也好，看电视也好，选择几个信息量比较大的，对自己来说有补充性的报刊或者是栏目，但是对《新闻调查》为什么比较看重？我感觉《新闻调查》这样的栏目应该成为中央电视台重量的标志，传播质量和品质的标志。我想一个大的传播机构，应该有自己基本面貌的栏目，这个主导性的栏目是它的理念，他的社会意识，他的文化意识和传播意识。《新闻调查》应该是这么一个栏目。

　　任何一个大的传播机构，他最占分量的，最主导的传播内容，他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应该来源于现实。一个社会从政治角度来说，它的开放也是新闻传播的开放，一个传播机构的成功也首先在新闻上成功，这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面。但是从中国社会来说，人类历史上还不会有哪个国家跟中国相比，用较大容量的栏目来追究复杂的现象和复杂的事实。这一个是因为社会本身就大，第二个中国社会面临复杂的变革过程，没有哪个事实和事情是简单的，任何一个现象背后都有复杂的文化、历史、制度的原因。这种调查性的栏目，我想它是营养最好，素材最丰富，承担的任务也应该最光荣最有效果的栏目。因为我想它是个周刊，在我意识当中我就认为《新闻调查》它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新闻品质筑造的一个基地式的栏目，它关注什么，怎么关注，它对社会是怎样的态度，他对社会的重大事件是怎样筛选，它对这些筛选怎样清理，它对这些重大事实将提供怎样的角度。我想作为一个周刊节目，应该是在一年当中对54个背后有着更深刻各种关系的，在中国可以构成重大的事件的调查。它与抢新闻没有关系。如果新闻没有发生他就去了，他的栏目一定不叫《新闻调查》。一定是新闻比较发生了，作为你们第二落点还是第三落点。所以我反对《新闻调查》说这是我首发的新闻。首发的新闻对《新闻调查》一定价值不当。他一定是新闻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为一般传媒中的新闻，他才出面，他才去追究，他才提供一个更权威更有深度更有认识价值这样一个调查性新闻。

　　记者：但是有些学者也主张《新闻调查》应该具有一定的独家性，就是说也许在别的媒体没有披露之前，记者通过线索发现了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展开独家的调查性报道。在目前媒体新闻激烈的竞争中，可能爆炸出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麦：这与《新闻调查》没有关系。一个周刊不可能对突发的重大事件有最明快的反映，这不是他的任务。一个周刊45分钟，这样长的栏目是需要制作过程的，并且是个周刊，这两条都决定了他抢来是不是独家的都已经不是重大的。要是重大的，一定是被国内外传媒关注的，已经关注过的。如果说中央电视台一个长度最大的调查性栏目，新闻栏目，要关注的题目够分量，一定不是独家的。逻辑上就是这样。除非你没有能力把已经发生的新闻做得更好，做得更权威，做得更透彻，除非已经发生的新闻不容许你做的太透彻。在这个前提下你去计较是不是首发才有道理。

　　如果前面两个前提不成立，你去追究任何新闻都不是你栏目干得事情，这是我脱离开运作过程的具体障碍，从一个逻辑上判断。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传播机构，没有平等的竞争对象，在黄金时间里面，在它的主导频道中的一个最长的新闻栏目，如果它去追究什么独家新闻，这一定是悖离了这个栏目的初衷，它一定是在损失这个栏目本身应该有的价值，而不是增加它的价值。这就是我对这个《新闻调查》本身的定位。我的看法跟大家是不同的。但这个问题紧接着会产生第二个问题，我对这个栏目感兴趣的一条就是，我接触的新闻工作者，新闻记者，我一直认为《新闻调查》里好多记者编导是最优秀的，我感觉不论是读书的风气，还是对思想认识的追求，还是专业上的能力。我曾经跟他们有好多次交流，并且有几次我做评委给他们做讲座，这中间都有一些对话交流。《新闻调查》现在情况我不是太了解了，我做的那一段，我认为整个中央电视台都有比较优秀的一批记者。

　　但为什么这样一批优秀的人，他们会意识不到《新闻调查》做什么？我想可能不是，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我过去私下跟他们讨论过。一个是即便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对中国新闻在特定历史时间内，跟西方新闻的根本区别，还是意识的不够太清楚，在中国相当一个时间内，一个新闻记者该追求什么，什么是不能追求的，我觉得还不是太清楚，新闻从业人员在根本的中国新闻理念上，还没有好的理论指导，这是我的判断。第二个是新闻制度。这个新闻制度我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管理新闻是需要的。我相信如果说我们中国需要政治稳定，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权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实现，这20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就新闻一定要服从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没有说一个非开放的政治能够承受一个开放的舆论，舆论一定是政治的一部分，舆论的进程一定要符合政治的总进程，它才是理性的，过度的自由对中华民族是一场极端的灾难。没有什么东西比知识分子也好，新闻记者也好，追求过量的自由，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了。追求过量自由的知识分子，和追求过量自由的新闻记者，是不体谅中华民族时代处境的一种自私，一种职业自私和位置自私。

　　要体谅时局与人口的状态，体谅这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一个承受很多委屈痛苦漫长的过程，要理解150年来，这几十年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好的几十年，要理解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现代建设，要理解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处理现实矛盾，是中华民族代价最小的归宿，这点是必须承认的，这是社会理智历史理智要求我们承认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原则，你是在追求西方那样自由的条件下来追求你的新闻吗？还是承认现在的社会的背景之下，在适度自由的条件下从事中国的新闻呢？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在这点上我认为，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不够优秀的，因为不优秀，就混日子，就没有那种冲动和能量追求这些东西。而优秀的新闻记者有个人的才能，有这种职业冲动，因此更渴望过量的自由，因此对新闻管理和制度的不满，往往是新闻工作者中优秀的人，这成为矛盾的来源。而这种不理解这种理性认识的幼稚病，让一些优秀的人难以变得更优秀，因为只有历史智慧才能变得正确优秀，实际这个栏目的本身定位上一直不能稳定，今天长了，明天短了，今天讲故事，明天讲新闻，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对栏目的损耗很大，这个损耗其中一条是这个栏目的从业人员没有在新闻观上树立中华民族时代新的新闻观。比较西方的新闻资源，这个社会只能承受。这个时代独有的新闻资源，适量的新闻资源，并且这个量是由政治来控制的，由政治的能量来控制的，也由政治的需要来控制的，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当然的，也是必须的。

　　记者：如果按您的观点，《新闻调查》栏目所选取的都是当今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这些重大事件它的复杂性有一些肯定会牵扯到政治的层面上去。在没有新闻监督法出台之前，恐怕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或者有重大背景内容的调查性报道，会跟现行体制产生一些矛盾。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能这个题材就会遭到枪毙。接下来就是实际的问题，比如一旦节目发生空播，对新闻从业人员除了是一种耻辱还是个人的损失。

　　麦：我想接着这个回答你的问题。中国这个新闻管理是出了问题的。应该大胆的承认，我是需要管理的，我是需要控制的，控制是符合中华民族愿望的，但是新闻管理者没有能力也没有理念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羞羞答答的。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的，我的新闻不自由就是不自由，中华民族百姓也好，政治也好，还不能承受西方那样的自由，因此我这个时代我就要以特殊的新闻管理，我的新闻是需要控制的，这样的话哪些可以控制，哪些不可以控制，就可以商量。就可以研究，因此一方面他控制，一方面说我是自由的，这样导致整个控制过程是人为和随意的状态。这样导致大家都猜，往往上面有他的规定，哪个不准做，哪个可以做，但是更多新闻事实变化的社会一切都在不断地发展，发生的事实是超越任何控制的经验。这种情况下，具体单位领导人的职位，乌纱帽，就成为控制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力，这样就成立了一个水涨船高的，越到具体负责人，顾虑越多，控制越大，因此对新闻的管理头绪越多，自由就越小，实际上往往在运行过程中不该控制的也控制，这实际上向中国的传统管理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毕竟是一个传播的时代，《新闻调查》《焦点访谈》都是一些例子，在让它们在中国政治和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充分发挥作用，不光是社会需要的，也是一个政治欲望需要的。中央电视台我想只有出现了强势领导，跟中央领导人有很好的沟通，理念有很好的准备，他才肯在改革的基础上确定这样一些栏目的尺度，如果没有这样事业性的领导人，他哪有这个责任，他生怕影响到他的乌纱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严点比管松点当然更安全，这样的话每一级行政责任人都要比上一级确定的那种管理目标管理得更具体，管理得更充分。因为它的积极性更容易。这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个控制。我说的栏目定位，还不会说会“枪毙”，而是你犯忌了才会“枪毙”，你在不犯忌的条件下就没有余地了吗？而恰恰我认为《新闻调查》因为纠集了一批非常好的电视制作人，新闻记者，他在中国又有相对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的位置上，才有能力从容地追求一些不是新闻的新闻，一般人认为不是新闻的新闻，他才能做好这样的栏目。

　　但这个问题就要说到收视率的问题了，我认为中央电视台以单纯的收视率标准衡量所有的栏目是电视台一些领导层无能的标准，也是缺乏事业心的标准。如果一些领导人有能力，有事业心，他一定不会提出一个单纯的收视率标准。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新闻实际上是在两样东西在支配着它的进展，一个就是社会政治的需要，组织社会，社会传播的管理，要承担社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就是市场化的开始，市场化开始要从市场上获取他的生存几率，这样的话当然要成为传播媒体积极性的几个基本来源之一。依照这个基本来源的话，市场上有无限的追求自由和新鲜感的动力，但是政治安全要限制你的自由和新鲜感，这个矛盾实际上在一个特殊时代是一种管理技巧。一个好的转播机器，重大的栏目有两条东西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是对整个电视台的形象起作用，这种美誉度，社会威信的来源，不全来于它的收视率，它来源于那些公益性的栏目，来源于承担某些社会责任的栏目。

　　我相信世界上对人类文化观念和整个事件影响最大的传播机构，一定不是收视率最高的。《纽约时报》就是一个例子，它并不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能有些栏目追求适当的收视率？当然太低了也肯定不好。某些栏目收视率高了不好，应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收视率。因为高质量的收视阶层对社会的影响跟一般收视阶层是不一样的。现在这种对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和管理方式，就是不动脑子，完全由一个机构来评价。一个电视台要让人尊重，如果没有好的文化品位的节目，好的品位的新闻栏目，不追求过高收视率的栏目是不可思议的。我想这既是理念的问题也是能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央电视台如果提出一个简单的收视率标准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是对一个大的转播机构在社会上的地位毫无认识才这样做，它把它混同于生产卫生巾，生产傻子瓜子的一个企业，才会这样做，以为卖得多就是效益，

　　不是这样的。我想这个收视率标准的提出，对优秀优质栏目这种毁灭性打击，在《新闻调查》是有反映的。好多次去了以后，看到加封收视率，似乎收视率高节目就高。对某些栏目末尾淘汰我是赞成的，就是那些直接面对普遍大众的，看的越多越值钱，追求商业效果的，但是如果新闻栏目追求这样的话，电视台就显得太浅薄，制定制度的人也显得太懒惰。可以稍微勤快一点，可以有不同栏目的划分，不同的形象目标，不同的声誉目标，这会让一个传播机构的栏目有一个梯级结构，由一个梯级结构的资源构成。

　　记者：您对于受众的结构分析和栏目本身的内容力度，是怎么看待的？

　　麦：我想在业务上的判断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不同的栏目对受众这些判断，包括西方成熟的市场风气这些经验，他们都在实用。重要的不在这个，重要的是在电视台垄断的条件下，在现在的政治体制条件下，它的领导层没有品牌意识，或者说品牌意识是说在嘴上，营造一个传播品牌的规律我觉得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

　　《新闻调查》有一段时间鱼龙混杂，有些是真正的新闻调查，有些是动情的言情故事。有一段去参加评奖我是不大赞成的，好多优秀的新闻记者，包括到凤凰台去了的刘春，他跑到山上拍大学生的故事去了。这些片获奖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觉得这是别的栏目可以做的。现在电视台好多栏目，《对话》等栏目，它也做得不错，别的栏目可以做这个，就别做《新闻调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经历自己的民族历史上，都堪称波澜壮阔，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没有见过如此复杂的变革局面的民族，他最大的传播机构最大的新闻栏目，每周一次的《新闻调查》却找一两个普通人的动情故事，你说可怜到什么程度？没有新闻么？不是这样，我想两个方面都有，一个是中央电视台对这个栏目的管理本身有问题；第二个是从业人员没有想在现在的管理条件下，怎样以他自己的能力在真正的新闻当中找到值得调查的东西，调查出人们值得看的内容，这才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走不走，你只要叫《新闻调查》，都决定着你成败，可以说你偏离这个目标就失败了一半，不论收视率怎么样，因为那不叫《新闻调查》，尤其不是中央电视台在中国这样一个转播局限下的《新闻调查》。所以有一段我不大愿意去，故事太多了，我说不愿意去评判哪个故事动人，哪个故事叙述得多么有技巧。

　　我想我要再谈的话，我很想愿意谈谈我对这个栏目还是寄以希望，前一段时间张洁给我打来电话谈了谈，张洁这个人确实在电视台里比较少有，他不复杂，电视台里的环境训练好多人阴阴阳阳的，半军事化，到制片人财权人权一把抓，新闻评论部是比较好的，《新闻调查》也是比较好的，跟别的部门我看着觉得人际关系非常世俗化，变得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少，但是这个环境中张洁这个人比较单纯，上次打电话我们谈，他想做内幕的调查。

　　我认为每年54期的《新闻调查》，一定至少是一年当中13亿人口的中国在变革过程中发生的100个事情中的54个，这是最好的新闻调查。等而下之，就是做一些背后软的重要性的内幕调查。我无意中看了一个厂的厂长很可能涉嫌杀人，但是片子没那么说，我觉得新闻记者做这些事情，了不起。一个社会在建设法制的时候，有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以后，只有记者千里迢迢去追究，这是我们社会现在的处境，但是如果有这种追究，在新闻中有这样的东西，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社会中国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闻监督社会最深刻的内涵所在，他是任何制度不可缺少的合理性要素。这种调查背后牵扯到对社会体制的软的批判，走这条路我也是赞成的，它是等而下之的第二类好的调查。在那个地区的层层机构中，为什么能够容许这样一个人这样死掉？没有任何行政法律行为来面对？我觉得深刻的在这个地方。遗憾的是这点上的追究并不是太强烈。如果这点上《新闻调查》这个栏目意识再好一些，追究某些内容还可以把重点放宏阔一些，显得新闻调查更厚实一些。等而下之，再下之，第三类就是去做杰出的言情故事，那似乎不叫《新闻调查》，可以起别的名字。我想我对这个栏目是这样说的，出现这样的调查，比如说对在派出所坠楼事件的调查，总比搞一般性的故事好，显得这个《新闻调查》的栏目仍然试图承担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的新闻责任。如果做了故事就没有承担性，没有承担美学责任和德育责任，不是，新闻责任是跟社会责任硬碰硬的，是直接有效的责任。新闻栏目就应该承担这个追究的责任。

　　我忘了是哪一年参加大型的新闻评奖，正好是法轮功事件不久，在这个评奖会上很多记者跟我提问，我在会上谈，认为我对《新闻调查》调查法轮功调查烦了，他们不想干，有的记者说你再让我调查这个，我辞职了，情绪非常对抗，他们怎么认为的呢？他们认为《新闻调查》当时对法轮功安排的任务太重了，同样的内容说的太多了，观众烦了，对这个栏目有不好的反映，对这个栏目声誉有损失。简单的说他们是对的，从栏目的维护说是对的，因为一个好的栏目有影响之后，政治体制要利用他，要参与社会的政治管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都是这样。这也是新闻和政治一体这个体制本身决定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怎么看待政府运用有效的传播窗口和机器。中央电视台是有效的传播机器，《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是有效的传播窗口，来有效的控制社会中认为已经潜在的危害的事件，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所以我当时认为一个好的中国的新闻记者必须有意识地体谅新闻的时代存在。意识性地体谅中国政治对舆论的要求，如果不体谅还不是真正优秀的新闻记者和电视记者，还是相对幼稚的。一个安全的政治，一定是不容许一个对立的另外的政治组织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以来，包括一百多年以来，一旦在同一个国土上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力量的时候，从来没有以妥协的方式实现政治和解和政治重组，从来是血淋淋的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到现在还没有新的经验认为，可以实现这个民族培养出具有妥协的精神和条件。这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稳固领导下市场经济再发育几十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西方在早期就是在市场中经常训练。市场经济要做买卖，赚的少总比不赚强。中国没有。过去就是一个种地的文明，是一个绝对化的文明。政治上发生冲突之后，都是绝对化的入籍式的效应，因此中国共产党如果对中华民族负责，也不会容许法轮功在中国社会泛滥。这是对整个民族的一种责任。当然按照西方政治标准觉得时代条件完全不同。法轮功面对的大众和电视面对的大众正好是同一个对象，法轮功能够组织起来的大众基本性质和基本知识条件和经济条件，和电视台收视率最大的大众是重合的，是吻合的。电视当然要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我觉得如果有这种体谅，就试图把精力用在怎样做好这个调查，做好这种节目，而不是表现一种对抗，表现一种破罐子破摔，实际不是破罐子，只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任何重大的新闻在发生的过程中都会有新的东西。

　　我是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些大记者，大编导，大电视工作者，大在哪里？大在中国的历史，有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不突破这个进程去邀请份外的东西。不简单看西方是怎么样，这样很可能引导中国新闻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就是历史认识的成熟。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新的传统。我原来为什么对《新闻调查》关注，我总认为这个栏目聚集了确实很优秀的人，他们有可能在这个道路上有所探索，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接触，把我的研究中能够做得更丰富。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它的政治应该怎样变化，它的舆论应该形成怎样的中华民族历史阶段性的传统，并且即便在将来中国的政治变革成熟了之后，它的舆论也可能不同一些，也可能通过东方文化的一些民众的心理的要求参与进来，让它变得既有在政治中的社会平衡功能，又有社会美的精神，不完全让商业时代的功利全面地侵犯它。这是我的理想和愿望。

　　我认为《新闻调查》应选取世界上最重大的一百个事件中的54个。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之中了，我想《新闻调查》至少应该有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是世界重大事件的内容，这才是一个大栏目的品质所在，世界眼光所在。过去都是世界评价中国，今天中国已经被世界重视了，完全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对一些重大事件应该有自己的历程和自己的角度，它的范围相对扩大，但是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比如说今年来说，禽流感就应该是一个大的调查。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影响着国计民生。去年是非典，非典之后又有了禽流感的发生。我想事发以后应该调查政府怎么想，经历了非典检验的中国政府怎样不同于过去或者有什么样的变化，灾难中怎么推动变革，都是一个调查。例如今年的人大。现在世界越来越关注人代会了，这两期比如说你有能力在当中找到新闻，你必须了解这次人代会不同于以往人代会的地方。今年的社会焦点问题都搬到人代会上了，因为代表已经不是过去的代表，实际上把社会上许多问题带到会议上了，《新闻调查》应该有能力把今年的人代会不同于过去，今年的社会热点不同于过去选择出两个热点，应该做最深入的最权威的调查。我想《新闻调查》它在重大事件背景之下选择的新闻点是有深度进程的，这个深度进程是今天中国政治和传播自由容许的，同时又是确实能产生权威性的新看法，这一定是存在的。我想每年的人代会都应该做两期节目，人家海外的记者成百上千关注人代会，人代会期间股民都看着消息买盘还是卖盘，许多投资人盯着它，为什么中国的新闻不盯着它？我建议你们应该搞一个关于修宪的调查，修宪无非两条——私有财产权和人权。就私有财产权这条就足够调查的。

　　我觉得《新闻调查》应该是有文化学者、历史学者、经济学者参与的。然后立足新闻本体走向社会去选择新闻的角度。表达出又是事实的，又是新鲜的，又是生动的。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

　　记者：在目前电视舆论情况下，可能我们的选题会进入一个多元化。比如可能是关于一些人文关怀，民生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以及社会上种种腐败的问题。我们前一段播出一个节目，讲述一个包工头如何躲债。过去老百姓认为凡是包工头肯定是坏人，为什么欠人家钱不还？实际这里面很复杂，当把这样一种事情的过程追踪调查出来，它可能不是重大的题材，但是出来之后社会影响并不算小，这跟您的理念是否冲突？

　　麦：某种程度上说，未发生的故事都不是新闻故事，都是半导演出来的故事，只要是没有发生的故事，是拍的时候产生的故事，一定是人为参与的故事。我可以断定说，对新闻发生的故事一定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我想我可以把我的意思说完整。为什么要把他故事化呢？这是因为收视率追求压迫你们走上一条道路，而不是说《新闻调查》天生应该故事化。非故事化是不是没有新闻材料呢？不是。我想当事人可以口述的事实，数字都是新闻材料，是不是调查的过程中概念化了呢？不是。任何重大的新闻都有悬念，都有待知和未知的东西，我想对发生重要重大的事情，公众都有许多谜团，都有许多渴望、期望。对它的满足是用事实满足的，这种满足仍然会是新闻的。对重大新闻关注度是教育水平，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的，肯定对一个栏目受众区别是有要求的。当然我说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新闻调查》。

　　记者：如果有突发的新闻事件，比方说洛阳大火，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他甚至不知道大火之中会发生什么，完全是一种同步记录，把第一现场的材料拿到，这样不好么？

　　麦：这种情况战争中有，灾难中有，但是灾难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包括湖南烧死人，突然楼塌下来砸了20多个，现场记录到了，这也是新闻，但是一般来说发生的新闻为什么造成这个火灾？战争是新闻，是进行时，占地记者会进行新闻统计。在和平年代要称得上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有两条跟你们栏目是没有关系的，一条基本上说已经发生的；第二条《新闻调查》这样一个栏目的记者能够同步，我觉得概率极低，这是栏目性质决定的。一个栏目不可能承担天下，它只承担新闻当中的一个功能。为什么是一个电视台呢？为什么一个电视台划分那么多频道？为什么一个频道那么多栏目？因为有分工。这个分工在层次上、重量上、收视检测上。

　　记者：有没有更好的调查方式使它更符合这个栏目？

　　麦：应该说调查的方式由栏目的定位确定的，如果栏目定位对一些案件对一些事件的内幕调查，您说的剥离法也好，排除法也好，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如果遇到重大的新闻事件的话，有时候使用的方法很可能是理性作为调查前的必要准备，正因为中国事情发生的事情很复杂，对社会研究更透的人会给你们一些意见，可能会包含内容，会给你们一些帮助，然后在新闻记者这个基础上从新闻的角度更经济、更节约、更有效的选择它的路线和方式。我想它可能有一种追究式。咱们举个抽象的例子，比如私有财产权追究，这个追究在静态中有许多动态的矛盾，这些动态的矛盾产生什么地方呢？我记得当年土地承包的时候，是包产到户还是联产承包，这两个说法就成为整个中央政治局的一场战斗。观念的冲突，观念对我们的制约严重到这个程度。

　　一个公有制的社会对私有财产是怎样剥夺的，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一样好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你。中国过去没有绝对的私有财产权，财产权都是属于绝对的可以被剥夺的。有这样一些背景因素的话，就可以把中国财产权意识的产生提出来，到讨论，到产生冲突，然后最后定稿整个过程。这些追究过去以后，我相信一个调查就是一个历史。财产权我相信关注它的人很多，我想重大新闻，可以产生一种追究式，从历史追究过来也行，从今天的结果追究过去也可以。还有一种我想是向导式，一个重大的新闻之所以重大，它的影响是放射性的，是多年产生影响，立体产生影响，对公众来说不同阶层产生不同影响，对社会结构来说对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不同的民族国家又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由于我们的新闻有特殊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在今天承担特殊的责任，可以选择一个独立的向导，它并不是说要大而全，而是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根据自己的调节选择一个向导。

　　记者：您回想一下，哪些节目印象比较深刻？

　　麦：这一年多看的比较少。以前参与比较多的时候，一些节目很有印象，但即便那个时候我对《新闻调查》的定位也不是太满意，对于一些节目的出发点我也不是太感兴趣。不过总起来说，大多数节目是值得看的，看了不浪费，这点上我觉得是客观的评价。我想我印象最深的，肯定还是第一个《透视山西运城渗灌工程》这样的调查，也有很多节目印象很深，但一些名字我忘了。我想这样说，以“渗灌工程”或者“跳楼事件”为标志的调查，《新闻调查》很成熟，记者也非常有耐心，职业精神也非常让人尊重，他们已经清理些了一些带规律性的做法，我估计已经变成这个栏目的财富，已经成为栏目的公共资源。

　　正因为栏目的记者的能力，好多追究个人故事的东西我印象很深，张洁做过一个关于换肾的《第二次生命》，我印象挺深，看了很感动。还有很多不错的节目，包括后来其中一个节目，也好看，是关于艾滋病人的，还跑到泰国调查。但是对此我也提出过批评意见，艾滋病那时候为什么不调查中国艾滋病？为什么不从宏观上发现艾滋病的趋势发生的特点、方式？这是《新闻调查》应该去做的。应该在云南哪个边境去做这种事情，而不是一个言情故事。我说尽管那个故事很好，当时评委意见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是独家的，我认为不是。所以这里面包含一些理念的不同。

　　记者：您觉得《新闻调查》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更适合它的生长？

　　麦：目前看，在中国只有在中央电视台才有《新闻调查》，因为在中国的新闻审查条件下，越向下越没自由，这就是后审查机制导致的结构。什么是后审查机制？跟国民党时期审查不一样。那时是先拿来我看，行了登，不行开天窗去，这是前审查机制。我们是后审查机制。后审查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打了招呼，也有规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但是同时这个社会的变化是动态的，发生好多事管理者一时也是没经验的，一旦出了事怎么办呢？出了事是要把乌纱帽拿掉的。这就导致了新闻形成了级别越高的单位，相应揭露腐败、接触事实自由度越大，这个规律也是中国新闻存在的现象之一。我觉得首先来说一些新闻只有在中央电视台才能存活下去。第二，一个栏目的面貌就是一个频道的面貌，也是传播机构的面貌，《新闻调查》这几年的命运在定力上摇摆不定，起起落落，这跟电视台还没有成熟地清理出自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传播理念有关系。政策往往是变化很多的。这种管理方式在某种条件下因人而宜，但是我想即便在这个条件下，中央电视台都可能创作一个在维护社会政治，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执政党权威和威望的前提下，形成一个中国式传播样式的品牌。这个品牌实际也面临很多困难，一个困难就是它跟建设者的人身收益直接相关。第二条它要形成竞争对手，没有竞争，品牌建设是一句空话。现在的话竞争是亚竞争，具体栏目之间有竞争，但因为新闻资源某种程度上有采访的限制，级别的限制，行政的限制，这样的话中央电视台就处于非竞争状态。当然这两个东西即便在这个条件下，我想有事业心的人仍然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推动中国传播机构的品牌建设。

　　这个品牌建设需要两件事，一件是来源于中华文化的传播理念。我记得中央电视台一个理念我非常赞成，八个字：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大气，传承文明怎么传承，中华文明有哪些优良的因素，包括对主持人的行为规则，就可以以中华文化和现代转播两个条件下制定出来一个文字性的东西，它从新闻节目中把一些戏子气赶走。

　　记者：你指的戏子气是？

　　麦：作态，表现自己，不尊重对方等等。在这点上来说记者也有，主持人更明显。现在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的主持人请来嘉宾直呼其名，连尊称都没有，感觉台大欺客。电视台传播地位给他无上拥有感和虚荣心，觉得我请来是给你机会，是我让你出了名。所以我自己是从来不到电视台去出名。实际上好的新闻记者在新闻中一定把自己不突出，要突出的是新闻事实，这才是好记者。好的主持人是努力调动对方，控制这个进程，而不是要表演自己。这点中央电视台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理论深度？我相信应该有这样的职业理念和行为规则来培训和检验甄别主持人。

　　第二个可以做的就是可以用双重标准来评价栏目，一个就是收视率的市场价值；另一个是包含文化内涵在内的品牌价值。即市场价值和品牌价值，这个品牌价值就是你这个栏目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持续的，你产生的收视率是不断延续的。一个人看了会影响很多人，这个栏目的存在就可以让这个电视台和转播机构更获得信赖和尊敬。如果一个栏目的存在可以体现这个电视台这个传播媒介的社会眼界、胸怀，它就是个好栏目。一个电视台不能要求所有的栏目都挣钱，这就成了一个财迷了，就不是文化传播机构了。

　　记者：品牌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巨大的价值么？

　　麦：是无形资产，是长远的魅力。我想对栏目的管理、评价应该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完全收视率市场化的，带商业化的栏目，娱乐性的栏目，包括文艺性的电视剧等等；第二种收视率的评价和品牌美誉度评价，各占一半分量；还有一种，是以品牌评价为主体，收视率评价占三分之一左右的第三种栏目。如果有这三种栏目的结构，我想一个电视台品牌的内部构成，就会有个基础性的形成。

　　记者：你说的是一种内在的系统结构吧？

　　麦：这样做的话可能麻烦一些。所谓麻烦是你肯定要请一些社会上的专家，包括内部的专家形成有权威性的评价机构，来评价这个品牌效果是怎么样。当然做这样的工作应该说是需要的。

　　第三条我想应该做的是以经营的方式来组织财务、人才。这个资源要以经营的方式组织起来。现在还不是。现在电视台尽管以简单的收视率方式要求，但离一个经营目标还很遥远。电视台还没有被经营起来，还是一个行政机构，所以资源会被浪费，会导致没有把真正的资源用到智慧上去。这样的传播机构，人是第一基础。物质利益、社会声誉对人才的干扰因素很多。虽然人员的流动性很大，优秀的人才往往就跳槽了。我想如果做这三件事，新闻调查的形式会来临。如果电视台不做这样的变化，不做这样的考虑，一个栏目只能出现一段黄金时间，要稳定性发展不可能，他没有一个整体传播机构的制度性。一个传播机构的制度性，才能确定一个栏目在这个机构中的位置、目标和方向。而一个栏目自身是不能产生这些东西的，是不能自己确定目标、方向、格局的，而是整个传播机构的机制才能提供。我想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中央电视台自身的改革。

　　记者：刚才您谈到主持人的问题.我想对现在这些包括以前的节目主持人，你觉得他们的风格、调查的方式怎样？

　　麦：《新闻调查》出境记者也好，主持人也好，我认为在电视台仍然是最好的一部分。但是就这样我有很多不满意，比如王志，王志很有才华，现在主持的《面对面》我也经常看，但是过去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有点毛病。一个毛病就是咄咄逼人，他常常是一个审问者，是一个法官，而不像一个记者。但现在我觉得他平和多了，是不是非典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了？也可能民族的灾难在各方都成就一个人，电视新闻成就了他。人在一定的年龄需要一定的机会。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现在我看也不太在意了，我记得是拍一个关于藏羚羊的，当时现场手做了一个姿势，我当时开玩笑，说王志怎么还有兰花指。要叫我说，《新闻调查》应该带头拒绝表演，拒绝作态，他在现场的一切行为都是因为新闻需要，因为现场捕捉事实和表达事实需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需要你参与。比如说杨春，调查坠楼事件，我觉得他沉得住气，但是可能还需要一点情绪。按理说新闻记者越冷静越好，但是在某些事实面前，他的体态他的表情要有相应的紧张，要和事实进程相合作。在一个明确的事实面前，观众都感觉巨大的道德和情感冲击和紧张感的时候，如果你过于冷静，我觉得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环境，也不符合那个新闻事实。我觉得《新闻调查》主要是用事实说话，追究事实，这我是赞成的，但是在某些特殊的事实和情绪场所面前，我觉得他不能过于冷静。

　　董倩这个人是比较本色的记者，气质上稍微弱一点，可能性格比较好，有时候控制的意识稍微弱一点，这是我的印象。但是谈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过去曾经有一次谈过，我觉得《新闻调查》不论主持人也好，出境记者也好，应该坚持体现一种自然、真实、敬业精神，在新闻之中熔化愿望和本色，拒绝表演。现在表演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比如说在新闻会客厅，我觉得白岩松年龄大一点，这方面越来越自然，女的叫沈冰，她试图不表演试图自然，但是好象眉飞色舞，脸上充满表情，这就是表演。什么时候都控制不住脸上的肌肉，控制不住眼睛中的色彩，让它过度焕发。这实际上还是内心没有修炼好的表演欲望，在无法控制的冲动下流露出来了。还有，现在很多栏目里面，直呼其名的太多了。我建议中央电视台赶快形成一个在公共传播当中对他的客人、采访对象之类的称呼方式，并且应该成为纪律。

　　不然的话对中国社会风尚都是一种毒化。会让很多青少年变得越来越没有教养。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新闻调查》的期望？

　　麦：过去好的东西应该坚持下来。一种是内部讨论的方式，那种霸道的我说了算的管理方式应该不在《新闻调查》产生。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好多部门我看他们开会，他们上对下的态度极不以为然。那是一种文化机构，不是一个文盲机构。在内部人对人的尊重是栏目对社会的尊重，是记者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是一个传播机构对受众尊重的基础。如果内部的人与人的尊重和平等都丧失了，我觉得其他的尊重就谈不上，就是虚的和假的。我觉得应该制度化地维护内部的平等讨论的气氛，以讨论来实现沟通和管理，让正确来领导栏目，而不是让权力领导栏目，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希望象过去《东方时空》开始时那样，不断地改革创新，通过报酬也好，通过什么方式也好，留住一些优秀的记者和人才，让有新闻事业心的人做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每周一期，难度较大，如果不能留住一批有新闻事业心的人，随着人的流动，栏目的品质会降低，因为这里要求职业能力不同于别的栏目。第三，更多希望中央电视台的改革能给这个栏目创造一个好的制度背景，让它真正成为《新闻调查》，让整个栏目的定位有一个定海针，在《新闻调查》上不动，不要再随波逐流，特别是在市场面前随波逐流。这是我的几点愿望。

　　采访记者：赵华

责编：武林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