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消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慎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袁济喜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张丰乾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

　　记者：随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最近很多青年给《思想者》发来电子邮件，提出各种看法。有些青年说：其实，荣辱观一直是我们民族传统伦理中最基本的范畴，我们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讲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啊，那么，今天讲的“八荣八耻”，是对社会价值导向的一个重新明确吗？为什么？

　　李慎明：荣辱观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是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不同性质社会的荣辱观则根本不同甚至对立。恩格斯讲过：“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我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文明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也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和忧虑的问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淡漠了。与此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与消费文化的冲击下，社会上出现金钱至上的不良倾向，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流行开来，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的各类事件屡屡出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的总纲领。因此，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各项改革的今天，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张丰乾：《论语》中说“行己有耻”是作为“士”的前提条件，《中庸》则说“知耻近乎勇”。人类文明从肇始到延续和发展，其内在动力之一，就是“耻辱感”或者像孟子所说是“羞恶之心”。当然，荣辱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清二白”，也不是一成不变。《论语》中又说“不耻下问”；“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道德经》更提出“知其荣，守其辱”。英雄之所以受到崇敬，往往是因为他们能够“忍辱负重”。

　　然而，我觉得今天需要关注的荣辱观，其实是日常工作、生活，或者说维持正常社会运转的基本价值观念。荣辱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概括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内涵，但是，我们的确需要针砭和反思一些“恬不知耻”的言行，这些言行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已经对社会生态和公众心理造成污染和破坏。所以明确提出“荣辱观”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记者：有一些青年问：“八荣八耻”好像涉及面很宽，大到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小到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怎么把握这当中的内在逻辑呢？

　　李慎明：我个人理解，“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把握：“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我说这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在当今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无上光荣和最大幸福。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倡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以崇尚科学为荣”里所讲的科学，是指包括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团结互助作为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的近现代史反复证明，只有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团结互助，国家和民族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会有无比广阔的前景。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突出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其中也蕴涵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文化的基本内容。“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直接传承，并成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条主要是针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道德失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荣辱观的知与行

　　记者：近年来，人们对商业领域里的欺诈、不讲诚信、损人利己等现象深恶痛绝，认为只有上了“黑名单”，才能真正遏制，所以更重视规则、制度、契约精神的健全和提倡，反之认为倡导道德自律只是说教，只是教条，太抽象，不是硬约束，所以在现实中没有什么作用。那么，今天讲的“八荣八耻”，倒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现象，真的会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起作用吗？

　　张丰乾：其实“黑名单”只是权宜之计，更何况“黑名单”也有可能被用来“抹黑”或者造假。规则、制度、契约都只能是对具体行为的约束，而道德观念才是根本性的因素。更何况，没有符合良知的道德观，可能会制定出非常糟糕的制度或者强迫弱者签订极不公平的契约。“羞耻感”是道德自律的根据和动力。当然，道德自律的确不能靠从口号到口号的空洞说教，但是，因为缺乏，才要提倡，没有“理直气壮”的信心，就会迁就于歪风邪气。同时，也要注意，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状况是极其复杂的，不能够奢望像修马路、开飞机那样去设计和控制。精神文明的建设是长期的，更需要从生活的点滴入手，要避免虚张声势和漫无边际。

　　记者：今天的社会风气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的原因是人们不懂荣辱是非吗？我们看到有些专门研究道德的学者，常常被曝光出抄袭剽窃的丑闻，甚至做了嫖娼、“倒卖人口”等常人所不齿的行径。“为己之学”早被抛到一边了，“双重人格”、“人格分裂”类学者的存在说明，即便是研究“荣辱”这两个字的人，自己也并不一定做得到明辨荣辱。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袁济喜：在中国古代，士是社会良知与道德的守护者与殉道者，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出现了一些与古代士节相去甚远的行为，为社会各界所不齿。这种状况，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知识分子本来担荷着教育他人，风化社会的神圣职责。如今许多人却自甘堕落，这本身也证明道德建设首先要从教育者自身做起。

　　张丰乾：商人不欺诈，官员不贪污，文人不剽窃，本来是最基本的要求。《论语》中孔子也说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不懂荣辱是非的人，其实比较少，更多的人是因为“利欲熏心”而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可以通过弄虚作假获得更大利益而不受惩处――更可忧虑的是，这些人往往有更多的机会获取私利，同时又有“话语霸权”，常常冠冕堂皇地教训别人或者给自己贴金，这种伪善和堕落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最为严重。

　　袁济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人确实没有坚守素志，而是以自己的知识与学术同化于市场，再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一些人堂而皇之地出卖良知，好一点的还按质论价，差一点的就不惜出卖人格。所以，当前的荣辱观与道德观的建设，应当率先从知识分子自身做起。当然，知识分子目前出现的问题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大学中的官本位以及其他行政弊端是紧密相连的。要推进知识分子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在大学中实行真正的改革，维护知识分子的自尊，使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培养人格，担当起教书育人与风化社会的职责。但过多地指责，甚至拿出“文革”时期的狂暴语言是有害无益的，同时，网络与媒体过多地介入此类事件的炒作，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

　　其实，许多知识分子在繁重的工作与巨大的压力下辛勤工作，像北大的孟二冬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现在知识界的主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样是我们今天建设新道德、建设荣辱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还有的读者来信讲：“小孩子常把玩具当朋友，大人们常把朋友当玩具。”“在幼儿园里，我学到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但自打告别了幼儿园时代，成了大学生为什么反而就荣辱不分了？”怎么看这种现象？

　　袁济喜：我以为如今的大学校园确实不再是净土一方，而有着充满功利与世俗的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但往往不是建立在与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日益加重的生存压力使许多学生不堪重负，为了对付生活与学习，特别是就业的压力，一些人往往置荣辱是非于不顾，做出一些有失人格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要净化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营造和谐相处的环境，同时，大学生一味地将责任推向社会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崇尚自我与社会于一体，就要勇于承担面对人生艰难与生活学习的压力。

　　张丰乾：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面对诱惑的可能在增加，获取利益的手段在提高，人际交往的经验在累积，当然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与时俱进”是我们需要坚持的理想，“与时俱退”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改造的现实。在这方面古人早有洞察，道家提倡“复归婴儿”，儒家主张“如保赤子”，佛家宣传“发明本心”，不是说不要“成长”和“进步”，而是说“复归”和“保持”也很重要，所以分辨荣辱对大人来说更为必要。换言之，“从娃娃抓起”的前提是“从大人做起”。

　　怎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记者：公民道德素质状况不尽如人意，已经成了制约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对此您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呢？怎样才能真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呢？

　　李慎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重要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术界的风气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广大学者也有着坚持正确荣辱观的优良传统，有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还堪称当之无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正确的荣辱观的确立，不可能一劳永逸。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前面，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坚持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学风和作风，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我们的行动带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张丰乾：我觉得“树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小树的生根，需要合适的土壤和水分，还要经历狂风暴雨和病虫害的考验。一个人要“立得住”，也需要精心养护和长期磨炼。但是，社会风气的好转，两类人应该负有特别的责任――有权的人和有知识的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对他们的监督和要求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荣辱观的树立，提倡、宣传固然重要，自觉和自主更关键，切不可画饼充饥或者偏执僵化。比如，“艰苦奋斗”并非是一定要啃窝头，吃咸菜，而是说在只有窝头和咸菜的情况下，甚至更艰苦的条件下也不会放弃奋斗，更何况窝头咸菜并非总是意味着艰苦。“勤劳”也并非事事奔忙，时时操劳，而是精益求精，不避烦难。在这方面老百姓其实有很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要充分信任他们，多向他们取经，如果以简单的、公式化的方法去说教，必定事与愿违。

　　李慎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我们的行动带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袁济喜：如今的大学校园确实不再是净土一方，而有着充满功利与世俗的一面。我们一方面要净化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营造和谐相处的环境，同时，大学生一味地将责任推向社会是不对的。

　　张丰乾：社会风气的好转，两类人应该负有特别的责任――有权的人和有知识的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对他们的监督和要求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责编：刘彦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