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方式”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重要影响(组图)

我军攻占敌警备司令部

1949年1月14日下午，我军奋勇攻击敌宁园防线

1949年1月15日，我军指战员行进在市区街道上

1949年1月15日，我军通过今解放桥

我军突破守敌城防线

　　创造攻坚作战典范

　　60年前的解放天津战役，在军事、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创造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毛泽东称为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三种方式之一的“天津方式”，为解放战争史书写了辉煌篇章。

　　创造攻坚作战典范

　　1、制定符合城市特点的作战方针

　　解放前夕，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人口200余万，而敌守军有13万之众，并苦心修筑了长82华里，南北直径25华里，东西直径10华里的城防外围防线。

　　此外，国民党军政当局还制定了市区作战计划与分区防御部署。对此，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得意地认为：“这样的兵力部署，如同蝎子尾巴一样，可以弯回来蜇人。”对设立在城防外围的以4万个地雷组成的“火阵”，则信心十足地宣称“在天津九十里线上，每三十里方圆均是一个大地雷阵，共军不来则已，一来就能发挥大的效力，致敌于死灭”。

　　为在较短时间内打下天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根据天津地形特点和守敌布防情况，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随后，又提出了《攻津作战战术三原则》：要求战斗中，步兵、炮兵、坦克和工兵务必做到“协同动作完满”；在“思想上和部署上有打退敌反冲锋的准备”；在战法上运用“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分割战术。从而使作战方针更加充实与完备，其威力在随后的天津攻坚战中得到了绝妙的发挥和体现。

　　解放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使用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参加的大规模攻坚战。为加强攻城准备和战场练兵针对性，天津前线指挥部拟定了《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明确规定了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在战役各个阶段的不同任务，以及密切协调行动规范。攻津部队还根据护城河特点，发明制作了苇子桥、活叶桥、船桥等简易轻便的渡河器材；选定了10个主要突破口，明确了攻击道路等地形条件。

　　2、出奇制胜的攻坚作战

　　1948年12月底，东北野战军由塘沽转兵天津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先后分三步完成了对天津的战役包围，并做好了战前各项准备，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天津攻坚战迅速取胜的基础。与此同时，东野参战各部队全力投入战前政治动员、近迫作业、军事演练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准备之中。此间，基层连队广泛开展了争创“打得好、执行政策纪律好、团结好”的“三好连队”活动，以夺取军政双胜利；为取得最大战果，各部队采取挖交通壕等近迫工事作业，直逼敌阵前沿。同时，开展练兵热潮，冒严寒演练“一点两面”、“四组一队”等战术动作；为确保战役后勤保障，东野后勤部和冀中、冀东、北岳、冀鲁豫等解放区党政部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指导下，积极组织支前大军将各种物资及时运到天津前线。

　　为贯彻解放天津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以绝对优势兵力组成东西两大主要突击集团和南北助攻集团，并在城北实施佯攻。其中，第1、第2纵队（38、39军）从西营门南北地带由西向东攻击；第7、第8纵队（44、45军）从民族门、民权门一线由东向西攻击；第9纵队（46军）及第12纵队（49军）的34师从津南尖山一带由南向北实施助攻；第8纵队独4师、第2纵队独7师等部，在城北民生门、丁字沽等地实施佯攻；第6纵队（43军）第17师为总预备队；第12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监视塘沽守军。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部队在非主攻地区，适当的布置佯动，以求使我主攻方向出其不意”的指示，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命令位于城北的部队采取佯攻态势，造成我军主攻方向在城北的假象，从而巧妙地将敌62军第151师调到城北布防，减轻了我军主攻方向的压力。

　　此后，天津攻坚作战的丰富实践充分证明，由于我军灵活果断地运用了东西对进的作战方针，既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东西两个主要攻击方向，又实施南北助攻策应，同时根据大城市巷战特点，在主力进入纵深战斗后及时分兵穿插分割，从而使先吃“肉”后啃“骨头”最终变为既吃“肉”又啃“骨头”。在实施拦腰斩断的同时，主力分别向南北守敌展开攻击。正如刘亚楼后来所说：“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就能迅速可靠地求得贯通，把敌人拦腰斩断。”这样不仅“能打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

　　作战过程也正是如此：自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凌晨3时，我东西对进部队全部突破守敌防线，进入纵深战斗，南线助攻部队也迅速向北攻击。在15日拂晓攻占金汤桥、金钢桥、胜利桥（今北安桥）、中正桥（今解放桥），实现了打通中部地区的同时，主力在南北的进攻也取得重大战果：15日5时许，展开对敌核心防区的攻击，7时攻占敌警备司令部，活捉司令陈长捷；15时，攻克守敌市内最后一个据点——耀华学校。由此仅用29小时，就全歼守军13万人，创造了在最短时间内攻克敌重兵设防大城市的先例，成为人民解放军城市战经典之作。

　　具有强大震慑威力

　　1、天津解放与蒋介石“下野”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全国解放战争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其中的“天津方式”，是对以军事手段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军方式的高度概括。正如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强调的：“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拒绝接受和平条件的天津守敌发起攻击。同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发表，提出了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八项和平条件。毛泽东选择这一天发表《声明》，有其深刻的政治含义，从而标志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的“天津方式”，已开始正式实施。

　　1949年4月17日渡江战役发起前夕，周恩来在接见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基于对形势的客观判断得出的正确结论，从而将“天津方式”提高到了影响战争发展方向和政局变化的战略高度。

　　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给陈长捷亲笔手令中，要求3日内将企业重要机器设备和金银等全部装船南运，并派参谋次长李及兰等到津，指示守军“务本亲爱精诚，团结意志，服从傅总司令指挥统一行动”。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必须确保平津地区近40万嫡系部队在局势危急时能经海路南撤。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场上杜聿明集团被全歼。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同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对于任何不接受和平条件的国民党军事集团，只能采取军事手段予以解决。这无疑给蒋介石致命一击。16日天津解放第二天，他在紧急下令塘沽守军“海路撤退”的同时，指示将南京、上海等地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迅速转移国外，以“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同时密令将国库所存银元、黄金等运往台湾，就连本人家产、文件及3辆“白卡尔”轿车，也于2月先期运到台湾。就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天津的当天，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在给其国务院的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的装备，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尚未使用过的美国武器。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力量，这个（国民党）政府已证明是如此的颟顸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19日蒋介石指令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就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郑重讨论”，并决议“派代表飞赴延安与中共谈判和平”。同时由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1月21日，距北平和平解放只有10天，蒋介石发表引退公告，宣布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2、对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的震慑

　　天津的解放及“天津方式”的产生，对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打击具有相当威力，并由此产生了“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天津的攻克，给据守北平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精神上带来巨大震慑。平津战役中，傅作义集团认为解放军打下天津最少也须3个月，因此，当我军发起对天津总攻后，傅作义仍下令陈长捷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突破口。而15日天津的迅速解放，实出傅作义等人意料，并打破了其最后希望。天津解放后，我8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迫于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傅作义集团最终与我军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匪首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

　　“天津方式”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天津攻克后，驻守北平的第13军、16军、92军、94军等国民党中央部队惊慌失措。蒋介石为此要求：“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而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第9兵团司令官石觉、第16军军长袁朴等则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深感大势已去；对胡宗南、白崇禧、汤恩伯等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也产生了极大威慑力；困守太原的阎锡山集团也极为恐慌，阎锡山则“昼夜不安”，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在致傅作义电中说：“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也。”

　　产生深远政治影响

　　1、创造军事与政治结合方式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学家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天津解放前夕，为保护200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商业免遭战火破坏，人民解放军曾向国民党守军发出和平解决的倡议。此后，刘亚楼与天津市参议会代表进行了两次诚恳会谈。毛泽东为此及时作出“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的指示，只是在陈长捷等拒绝和平解决的前提下，才迫不得已发动总攻击。因此，我军和平解放天津的努力，则对傅作义借天津问题拖延时间的企图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使我军在政治上抢占头筹，在一定意义上提前展示出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方式，为北平和其他国民党军队指出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

　　“天津方式”促进了“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的产生，其军事手段与政治瓦解的双重震撼力，是导致解放战争后期军事、政治走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此后的战略追击阶段，国民党军以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中心的战略防线，在人民解放军军事与政治攻势的相互影响下，完全处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兵不血刃地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的最终目标，随着长沙、云南、新疆、西康、大同、新乡等地的和平解放，以及126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空前的奇迹。

　　正如周恩来在渡江战役发起后所指出：“当人民解放军摆在长江前线等待命令的时候，他们的任务从形式上来看有两种：一种是天津式的前进；一种是北平式的前进……和平的解决，是普遍根据和平的办法来接收与改编；战斗的前进，是用战斗的方式来接收与改编。”

　　与此同时，天津攻坚战所创造的作战原则、战术思想等成功经验，为人民解放军随后进行的城市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军委为此通报全军认真借鉴天津攻坚战经验。在此后的太原、上海、兰州、广州等城市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吸收采纳天津攻坚战经验，充分发挥密切协同优势及火力、爆破、突击的整体威力，机动灵活实施穿插分割。这种战术后又成功运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解放军战史书写了重要篇章。

　　2、产生强烈社会反响

　　天津解放前夕，天津社会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呼吁和平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决意毁坏城市的倒行逆施行为。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联名上书要求维护文化经济事业，将驻学校的军队撤出，以免“遭受炮火之虞”。其间，天津市参议会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的情况，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等报刊，均在头版位置报道了整个过程；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外国新闻机构，也竞相报道了4名代表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的消息。同时，社会各界对我军提出的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4项条件表示理解和欢迎，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响应人民解放军的和平呼吁，尽快谈判解决天津问题。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天津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号召与影响下，纷纷开展护厂、护校和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等形式多样的斗争；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大学教授开展了反南迁斗争；许多工人冒着炮火保护机器设备；南开大学学生在解放当日就开出了宣传车；许多市民不怕危险，主动为我军带路，指引方向。人民解放军在天津模范遵守城市纪律的行为，赢得天津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从而扩大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影响。

　　天津的解放在国统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认为继北平和谈开始后，又有“天津呼吁和平”，给本已紧张的局势更添“烦扰”。1949年1月7日，蒋介石亲自致电李烛尘等工商业首脑，强调谈判应以其《元旦文告》为要旨，不得轻易妥协；13日，华北7省市参议会议长联名致电蒋介石、傅作义，呼吁立即停战，“一切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在此期间，上海《大公报》等国统区新闻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国民党当局能够与中共尽早举行和平谈判。由此充分反映出国统区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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