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守敌司令叹“贵军神速”

李夫

李夫（后排）在天津劬园别墅

解放军攻击突破敌人天津城防

　　今年我82岁了。每当清晨在公园草坪上悠然练拳健身，或在电脑屏幕前急速敲键录入写作时；每当……每当感受这些眼前现代生活气息时，我便油然而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而这些来自苦难和斗争的幸福与自豪，却往往引我记起这座特大文化名城划时代的分界线――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那一天！

　　[作者介绍]

　　李夫：原名曹立夫，1927年10月生，山东德平人。高级记者。1945年在北平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1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天津，参加创办《天津日报》工作；1984年创办《今晚报》任总编辑。现任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

　　“有你，跟我走! ”进城前当《天津日报》记者

　　那是61年前――1948年冬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中，我们从河北省平山县城出发，经过四天夜行晓宿的急行军，于12月19日来到距津仅有90华里的霸县胜芳镇集结，准备进入即将解放的天津。在一个瓦房院里，大家坐在行军背包上，听候领导宣布分配名单。

　　一个身披鸭黄毛领灰大衣的领导站在台阶上，以大声宣布：“我下面念到的名字，分配到《天津日报》工作，等一会儿都跟我走!”全念完了却没有我。我急了，问道：“同志，怎么没有我?”

　　他抬了抬沉重的厚眼皮，粗声问：“叫什么名字?”我答：“李夫! ”

　　后来才知道这位领导就是我们尊敬的副社长王亢之，来胜芳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先期随天津区军管会副主任、天津市长黄敬来到胜芳，主持筹建包括新华社天津分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三合一天津日报社。当时他用夹着纸烟的手指，在名单上重新一行一行捋着找，最后说：“噢，在这里――有你，跟我走! ”

　　从此，我既任天津日报记者，又是新华社记者，从此开始了新闻生涯。

　　“快，快！战斗要结束了”赶到城郊仗都打完了

　　1月15日上午，上级突然传来命令：前线已经攻入天津，正在激烈巷战，进城干部立即出发！我们遂随三千多进城干部向天津进发。前线方向的枪炮声逐渐变弱了，稀疏了，慢慢地没有了。我们喊：“快，快!战斗要结束了! ”

　　夕阳西下时，我们赶到了天津重镇杨柳青，这里距天津还剩20多华里，是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在这个前线指挥部的北屋墙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是天津市行政区域图，一张是天津地下党送来的敌天津城防、兵力部署图。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司令员正是在这里指点着这两张图，详述了攻克天津这一攻坚战的打法。

　　14日上午10点整，刘亚楼在天津前线指挥部，右手拿着接通各纵队指挥部的电话耳机，向前沿七个军22个师34万攻城部队发布命令：“总攻击开始！ ”当我们赶到杨柳青时，前线经过29个小时激烈战斗，已经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了。

　　“先生是军中新闻界的吧” 记者身份被陈长捷识破

　　报社别的同志早就分批换乘汽车或步行进城了。我和编辑李力、闻远趁等下趟车的工夫，便找了个门洞，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歇脚吃干粮。正吃着吃着，一位戴翻毛军帽的“四野”通信员慌慌张张跑来问：

　　“前线指挥部派我通知你：陈长捷被我们俘虏了，刚才把他解到这里。问问你采访不采访他?”我答道：“好啊，采访! ”李力见我年轻，便让闻远陪我去。

　　在夜色笼罩下，通信员打着手电筒，带领我和闻远穿过一群群俘虏，来到一所大宅门里灰砖四合院门口。

　　我和闻远对迎上来的一位指挥员说：“等一会儿，不要介绍我们的记者身份，免得他有顾虑。 ”

　　指挥员会意地点了点头，看守战士就撩开西间屋的蓝色土布门帘，陈长捷正独自坐在条几前八仙桌旁。他见我俩进来，礼貌地站起身来。这个蒋军中将，是个秃顶圆脸胖子，身穿笔挺的黄呢军装，从那深邃而镇静的眼神儿看去，颇有几分将军风度。我掏出采访本，命他坐下。闻远则坐在靠近山墙门口的炕沿上。然后，我问陈长捷：

　　“你几时到这儿的?”

　　“……”陈长捷神态十分镇静，缄口不答。气氛使我猛然感到：这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家伙。他1935年随孙楚，1936年随汤恩伯，先后两度“进剿”长征红军。抗日战争爆发时，曾任师长，参加过南口、忻口会战；在解放战争中，任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驻扎兰州。 1948年6月任天津警备司令，被我军列为战犯。思忖间，陈长捷看了我一眼，试探着问道：

　　“先生是军中新闻界的吧?”

　　“……”那时我才21岁，突然被这样反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陈长捷见我不答，便扭头朝套间屋喊了声：“你们出来! ”

　　没料到，从套间屋里一下子出来五六个被俘将领。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着报名：有敌天津警备少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参谋杨威、少将秘书长李叶清和蒋介石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等。随后，他们并排坐在炕沿上。

　　“我没想到贵军之神速” 陈长捷回答提问不含糊

　　这时我对陈长捷说：“你谈谈被俘经过！ ”

　　“我没想到贵军之神速。 ”这是陈长捷开头第一句话。

　　然后，他操着不太浓重的福建乡音，接着说：“辽沈会战（指刚刚结束的辽沈战役）后，我们估计贵军东北部队需要休整六个月，至少需要三四个月，才可能入关。因为补充伤亡，后勤供应，都要时间。所以，空军曾侦察报告说，发现长城喜峰口附近有贵军运动，我们还不相信，以为那是些零星部队在活动。我万万没有料到，贵军如此神速，不几天就占领了廊坊、杨村，切断平津联系，包围了天津……”

　　讲到这里，陈长捷停顿片刻。他哪里知道，就在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中央军委、毛主席早已5次急电东北解放军火速挥师入关，“于 （1948年11月）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

　　当时战局已经明朗：在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迫下，国民党政府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军队，已成惊弓之鸟，赶快收缩兵力，南起唐山，经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北至张家口，摆成“一”字长蛇阵，显露出敌人欲从天津塘沽海口南逃或图西窜绥远状态。在这一态势下，突然包围天津、塘沽的战略意义，在于打掉蛇头，堵住出海口。然后，关门打狗。中央军委意图，先打两头，最后取北平，全歼华北之敌。

　　接着，陈长捷吞吞吐吐地说：“我一切行动，都是听从傅先生的。当初，蒋先生主张华北军队海运撤退江南，傅先生总在犹豫。后来，战局紧了，张垣方面有三千（户）军政眷属涌到天津……”

　　“想干什么?”我追问了一句。

　　“准备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从海上运走……”

　　我把话题拉回来，问道：“你们拉老百姓围着天津修了一圈城防工事，在全市建了一千多碉堡，搞什么‘大天津堡垒化’，难道就能抵得住解放军吗?”

　　“从来要塞孤守，没有不陷落的。”陈长捷回答说，“我们之所以作困兽之斗，实因认为平津一体。至于城防工事，是杜建时主持修筑的，说是第二个‘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我原来以为凭借城防工事，总可以守三四个月。 ”

　　接着，陈长捷说：“没想到，到了（12月）20日以后，外围不断有激战。很快杨柳青、北仓都只经一夜即告失守。我几次向北平总部报告，总部参谋长总是那句答复：‘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

　　更让陈长捷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能守三四个月的城防，30个小时不到就被解放军完全突破。

　　采访结束，已过午夜。待到天明，走近天津城防西营门时，眼前呈现出一片恶战后景象。在胜利的第二天早晨，身着军装的我思之欲泪坠，欢笑不成声。到了报社采访科记者办公室，我把背包一放，找了辆自行车，便出去采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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