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0年单位的历史,记录中国改革的进程。
从5月22日起，中央电视台将在《经济半小时》栏目连续推出十集电视系列片《人在单位》。单位带来的喜怒哀乐、恩怨祸福，几乎伴随着很多中国百姓的一生。大学生就业称之为找单位，不熟悉的人见面总是问“哪个单位的”，连登记结婚也要单位的介绍信，个人的生命历程、事业成败更与单位紧密相连，单位成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缩影。“单位”一词是中国的特产，是一种普遍而特殊的社会现象，中国人对“单位”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人在单位》这部电视系列片，将镜头对准了被人们称为“吃公家饭”的单位，纪录了人们在单位里的喜怒哀乐，以及单位里发生的种种故事。
一个个“单位人”组成一个单位，一个个单位构成一个大社会，单位社会派生出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譬如涨工资、分房子、评职称、办户口、办调动、提干晋级、福利分配等等，它几乎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原有的单位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哪些新的矛盾和冲突？单位和人的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历史变革？《人在单位》讲述了正在经历这场变革的普通百姓的故事，关注他们的命运变化，纪录他们的酸甜苦辣。该片集中表达的主题就是展示中国单位社会里人的命运，纪录正在变革的中国单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节目的总体基调是善意的呈现变革中的中国单位，展示社会转型时期的具体矛盾，寻找转轨时期单位改革成功的案例，为促进改革寻找合理的现实依据。
在“吃公家饭”的围墙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围墙，“下海”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他们成了“社会人”。成为“社会人”，他们要经历怎样的磨练？他们怎样寻找到了自己的新天地？围墙外的故事背后，我们的社会应该改革哪些制度和措施来适应这些新变化？《人在单位》还把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明天和未来，探讨人们应该怎样面对市场化环境下的社会竞争。
第一集：《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个单位的？”，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见面的习惯性用语。实际上，对“单位”这个在中国无孔不入的字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按照学者的观点，只有“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组织才能算单位，用老百姓的话说，单位就是“公家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单位具有多功能性，即政治，生产、社会三大功能。单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确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单位办社会，使我们的国有企业负担沉重，效率低下， 成本居高不下，这就是国企改革的起点。传统单位是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论资排辈，平均主义大锅饭已使人们丧失了进取的动力，人的创造力被大大地削弱了，这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激发每个人创造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在单位里，我们还容易发现，一些曾激励过一代人的社会评价体系，比如：评选进光荣榜，越来越衰落成一个人人有份、轮流坐庄的单位仪式。这些都显示出与中国改革大潮的不适应性。实际上，单位的变化，也带来了人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也是证明中国改革合法性，衡量改革进程的一个特殊尺度。
第二集：《谁能相信我》
公章，深深地刻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它是中国大大小小单位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力、企业信用、文化权威的象征。在个人信用普遍匮乏的年代，对普通人来说，单位的公章就是个人身份和行为正当性、合法性的证明。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突然注意到了身边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很多人用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住房，大学生择业，也不再把国有单位作为唯一的选择。这是改革带给我们的变化，无处不在的单位公章的威力正在减弱，重建个人信用、尊重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终于开始了不靠公章而靠个人证明自身的生活……
第三集：《等待中生活》
户口，曾是进入单位上班的第一道门坎。杨金波，是河北省汽车修理厂农民合同工，他付出了生命中大半辈了的代价，才在2001年的户籍改革中等来了石家庄市城市户口，也等到了由此应该得到的种种权利。梁志坚，曾是内蒙古一家地级报社的记者，1998年底，他辞职来到了北京，被一家新闻媒体聘用，但由于他的户口无法调京，他依然不能享有单位里的种种福利，一不小心还会沦为“盲流”、“黑户”，至今，梁志坚还在为他的户口苦苦等待……
第四集：《我想有个家》
在福利分房的时代，多少人因为房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又有多少人为在单位里分一套房子而放弃了理想，紧缺的住房和改善生活空间的愿望碰撞在一起，人与单位一改平日的温情脉脉，有人甚至以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在告别福利分房后，我们终于开始了自己的选择，中国的城市居民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的接近了自己的住房梦想……
第五集：《你能值多少》
刚解放的时候，国家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少量的国营企业的员工，一部分实行工资制；一部分也可以按本人意愿选择供给制，由于物价不稳定，工资是用小米的价格折款发放的，当时的最高月工资折算为3400斤小米。
在半个世纪过去后的2001年7月，在中国足球队第七次冲击世界杯的过程中，职业足球记者李响和聘她加盟的《体坛周报》签下了三个月150万元人民币的薪酬合约，因为在中国只有她可以近距离采访国家队主教练米卢，市场将人力成本的价格推到了一个极致。从月薪3400斤小米到李响的三个月150万薪酬，发生在半个世纪前后50年的两个端点，给人们的感慨是因人而异的。
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国家面临着资源短缺，人口众多，工业基础薄弱，敌对势力封锁等一系列尖锐矛盾，为了多快好省的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一开始就实行了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低工资、高就业的工资政策。
单一的工资制度持续了二十多年。当依靠个人努力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不能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时候，整个社会空气中弥散着的就只能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七字真言了。
1985年，李志成所在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资成为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在欢庆的锣鼓后面，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碰撞，有时甚至不可调和，但碰撞的火花却形成了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初认识，这种认识是从工资开始的。不同思维方式的对撞，让工人们向40块一大毛的模式化生活挥手告别，合资企业的员工从各自不同的工资差距上，透彻地感受到：干好干坏，是不一样的。
在1999年的时候，3个俄罗斯人来到了深圳交响乐团这样一个在典型的国家事业单位，他们的到来，给传统单位里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大提琴手们非常喜欢康斯坦丁，因为他所拥有的技法和实力虽然不足以在世界顶级乐队受聘，但以深圳交响乐团当时的水准，康斯坦丁足以成为中国演奏员的老师。在当时，聘请外籍高水平演奏员做国家事业单位的特聘员工，并且以美元发工资，这种做法不仅需要胆量，而且确实是形势所迫。他们的到来，确实提升了整个乐团进入市场的能力。4个和我们有相近成长背景的俄罗斯人，和一个历史不到十年的乐团，演绎着如此美丽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一个在过去一直由财政拨款养活的乐团，付出了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昂的人力成本，换回的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在市场生存的权利。在急剧变化的年代里，人们价值取向当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市场决定人力成本的高低。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默默地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整整花了20年。
我们也曾经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制度下，丧失过进取的热情以及对于个人能力的尊重。今天，社会已学会了用市场机制来衡量个人的价值。因此，我们要勇于承担，承担社会对我们的定位，承担市场对我们的定价，甚至承担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
第六集：《职称啊职称》
据统计，我国目前已建立28个职称评审系列，拥有各级各类职称的人数达数千万人，大约涉及到三分之一的城镇家庭。职称，既是荣誉，又是待遇，对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来讲，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个人能力的标志。职称，仿佛已成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重要的评价标准。
1956年，我国开始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职务的名称同时作为工资标准等级而存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技术职务的晋升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1977年到1983年又恢复了职称制度，实行了技术职务评定制，但这时职称只是一个人专业水平和工作成就的称号，不与工资待遇挂钩。1986年开始，我国首次实行职称聘任制，又全面与工资制度及各种福利待遇挂钩。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是单位里最热闹的事情，在这个爱恨交加的季节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微妙的竞争心态交织在一起，有的人等待着收获，有的人却迎来了一次次失望。职称，引导着全社会对知识的认同，提升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职称制度恢复以来，它受到的有形和无形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毫不夸张的说，职称评审过程，成为改革后我国各单位职工生活的一个核心内容。特别是，一个人，一旦在单位上晋升了职称，就可以相应地晋升工资，在分配住房，解决夫妻分居，安装电话，公费医疗，退休年龄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据统计，目前职称已与28项生活待遇挂上了钩。这样，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又有了福利的意味。因此，在每一年职称评审开始的时候，每个单位在制定具体的评审规则时，都会格外小心翼翼。
不管墙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对燕山大学这样的传统单位来说，职称仍然是学校对一个人水平贡献的最终评定，是老师们心中绕不过的情结。对于燕山大学本身而言，各类职称人数的多少，尤其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还是衡量学校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关乎学校在整个教育系统的排名顺序。
正是因为职称对单位、个人和家庭都着重要且微妙的影响，2001年燕山大学的职称评审也就成了单位里的一件大事。应该说，燕山大学的职称评聘过程是十分认真，十分规范的。但评审过程中的一些难言之隐，决不仅仅是燕山大学一家的专利。
每一次职称评审，都伴随着一次震荡。
燕山大学2001年的职称评审的结果终于出来了，但是结果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这一年职称评审工作的结束。
也许，消化一次震荡的时间，比一次评审的时间还要漫长。
第七集：《流动的故事》
调动难是许多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遭遇，传统单位里个人只是人事劳动部门的一个数字，不能轻易流动，人的单位所有、部门所有的特征十分突出。李京红，原北京北子湾物资储运仓库一名保管员，20世纪80年代初，她参加了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的招考活动。在100名竞争者中，她名列第二，《人物》杂志决定录用她。但由于北子湾物资储运仓库无独立人事权，她就去找位于北京西四的上级公司请求调离。如此往返二十多次，竟毫无结果。在陷入绝望时，她只好去北京市委上访。市委接待人员将她介绍给刚成立的市人才交流中心，又经过几番周折，她才离开了北子湾物资储运公司。如今，李京红成了《人物》杂志社一名出色的编辑。
足球记者马德新，因和领导发生冲突而离开单位。他十分渴望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但他离开单位后却屡屡碰壁，因为他不可能不和单位打交道。每次外出采访，人们总是问他：哪个单位的？他很尴尬。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从马德新的身上还是看到单位无处不在的影子。
造型师，自由职业者陈非。从小生活在大院，却十分渴望大院外的生活。学过美术，17岁来京报考艺术院校，未果，他就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在北京，他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干过很多工作，人们戏称这种生存状态为“飘”。经过七年的拼搏，如今他成了北京一位有名的造型师。他常常因此警策自己和朋友：改革给人们提供了很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你为何不好好抓住它，用足它，最终创造自己的未来？
第八集：《我该选择谁》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比起其它城市来，这个城市的国有单位是比较少的。因此，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创业者，是中国最早敢于告别传统单位的群体。高顺利曾经是陕西一家国有煤矿的工人，矿里发不出工资，按政策他买断了工龄。在国有企业里，高顺利的这种状态既不叫下岗，也不叫失业，高顺利于是来深圳闯荡。高顺利从事的工作是高楼清洗，有人将这种职业称为蜘蛛人，这是一份高风险工作。这根只能上不能下的绳子，维系着高顺利的生活和梦想。在工友当中，只有高顺利在国有单位里当过工人。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的境遇都和悬在空中的高顺利差不多，容不得半点闪失，也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高顺利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了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的风险和必要的付出，使他最直接的领会了市场经济的规则，同时也唤醒了一个个体生命潜藏的巨大生存力量。
吴云保是铜陵日报社的记者，有近二十年的单位工龄。在当地，《铜陵日报》还算不错的事业单位。但在他工作中总感到不如意、不顺心，就经常买卖旧书打发日子。2000年12月，吴云保请了半年事假，和另外两名朋友离开铜陵，到北京闯荡，应聘到《老虎周刊》杂志社。来北京后，吴云保和他的同事合租一套房子，每月近2000元的租金，由两个人分摊。《老虎周刊》的刊号一直没有批下来，吴云保的工作处于不饱满状态。在北京的生活，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轰轰烈烈，日子过的也非常简单，偶尔见见老乡聊聊家常打发一下时光。《老虎周刊》出了三期试刊，但市场销售情况非常不好。吴云保每月拿到的工资不多，但公司规定可以报销一部分发票。来北京几个月了，吴云保还是不能被这个城市完全接纳。一次，在去邮局寄被子的路上，他遇到了巡警的询问。六月底，《老虎周刊》的刊号终于获得批准，吴云保六个月的假期也只剩两天了，一边是失去二十年的公职，另一边是不可知的未来，何去何从，吴云保决定辞去《老虎周刊》的工作。距离假期结束还有一天，他告别了北京，重新回到安徽铜陵。
李承鹏是中国著名的足球评论撰稿人，他最早也是单位内的一名记者，几年前因为不喜欢体制内生活，所以做起了自由撰稿人。2002年的初春，李承鹏回到了老家成都，受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聘任，负责兼并、改造一家濒临破产的单位机关报，并将其办成充分市场化的专业体育报纸。而这张报纸，正是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四川体育报。在李承鹏参加兼并报纸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承鹏和他原来的领导和同事进行了一次碰撞。作为从单位里跑出来的记者，李承鹏在市场里打拼了近十年，他收获的第一枚果子是，他和他的同事用全新的机制创建了《21世纪体育报》。
第九集：《公开没商量》
2001年10月20日，广州市的新闻媒介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广州市直机关单位公开选拨34个单位的11名副局级领导、76名正副处级领导的消息。如此大规模公开选拨局、处级领导职务在广州市还是第一次。
参加报名的1600名考生中，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国内的其它省份，还有来自在英国进修的国家公派人员。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牵动了许许多多的家庭，人们期待着社会用一种新的评价体系检验每一位将仕途之路作为理想的人。
在考场中有一对夫妻，丈夫谢博能是广州市农业局的一名处长，他竞争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职位。妻子李坪是广州市乡镇企业管理学院的老师，这次报考的职务是广州市人事局副处长。
一位是从英国报名的四川省外办的一名副处长——沈安源。他竞争的岗位，广州市外办副主任，他也是当地媒体报道最多的人。
对每一位生活在中国单位里的人来说，冲破观念束缚，承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能将仕途作为理想公开地进行表达，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
笔试的结果已经公布，沈安源顺利进入第二轮考试。在竞争研究室副主任岗位小组，谢博能取得了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妻子李坪未能进入第二轮考试，广州市公开选拔办公室将第二轮考试称为面试。面试考场在郊区的一所招待所进行。
广州市公选办规定，在每个职位里，对笔试、面试两项成绩之和为前三名的考生，将进行组织考察，组织考察的成绩占总成绩的40％。
在中国的单位传统里，组织考察一直没有统一的量化的标准。
沈安源一直是四川省外办的骨干，2001年11月，广州市委组织部考察组一行六人，来到成都，对沈安源进行组织考察。考察组的工作是先找外事办的人员谈话，其次就是发放考察表，并请四川省外办的在家人员进行民意测评，考察组经过三天的考核后返回广州。
2001年12月30日。广州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开选拔局处级领导干部工作告一段落。选拔结果在广州日报上刊登，谢博能被公选办录取，即将上任广州市研究室副主任。四川省外办沈安源，竞选广州市外办副主任职位落榜。
第十集：《明天有多远》
安徽省阜阳市有这样一个家庭，父亲刘聚亭，由于历史上受海外关系的影响，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母亲刘士真下乡返城，也没有安排正式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家里，没有享受过单位的温情。
单位，给大女儿刘震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刘震的童年既有对单位生活美好的向往，也有许多酸楚的回忆。
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的父母亲，只能将希望寄托给孩子们来实现。为此，他们对孩子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女儿刘震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单位成了家中头等大事，这既关系女儿的前途，又关系到刘家的面子。
刘震毕业后，父母亲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来为刘震找一份能吃国家粮的单位。
父母亲东奔西跑，终于为女儿找到了工作，一个国家机关单位“阜阳市土地局”。
女儿找到正式的国家单位，给家里人带来无限快乐，父母亲依照当地风俗，专门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地，捎去纸钱、酒、鞭炮，让祖上的人知道刘家有了这样的大事情。
单调的机关生活，让刘震放弃了父母耗尽心血找来的工作，放弃了她认为平静而平庸的工作，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从此，刘震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在北京的几年里，刘震一边求学一边打工，几年里还读完了人大新闻系的学业，去公司做过打字员，做过职员，做过酒店领班，做过家教，只是没有去任何一家国有单位。在北京的日子里，刘震体会到奔波而带来的另一种快乐。
如今，刘震在北京成了家，在北京也租到了房子。刘震的丈夫在一家国企工作，刘震笑称现在他们是一家两制。
刘震已经不再依靠传统单位生活，这是变化的社会让这种选择变成了可能。但对于生活在传统单位的多数人来说，化解对单位的依赖，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这是重庆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的大门，2001年6月，因为公司不再替职工代交水费，自来水公司停止居民供水，公司部分职工及其家属对此十分不理解，和公司发生了争执。
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庆嘉陵化工厂，是一个有50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公司于1997年6月18日年正式改制，5年时间，公司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走过来，并开始逐年扭亏，到2001年，赢利达到2000万元，但一些职工的惯性思维并没有因为公司改制而发生变化。这次自来水事件，从普通职工到公司管理干部，许多人还认为公司应该替职工交纳水费，因为这是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福利。
自来水公司与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职工经过多次协商，并深入每一户家庭，逐一登记水费使用的情况，职工最终同意了交纳水费。水费事件，是职工改制以来对公司福利诸多不满中的一项。
中国的单位曾经包办过一切，“一切依靠组织”曾经是几代人生活的信念，个人在单位里显得并不重要。但当中国的改革需要单位向专业化功能发展时，那些一切依靠单位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
对于上海市虹储社区的居民们来说，自己创作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曲调都不能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它，它虽不是艺术，但它确实表达出社区居民对社区生活的赞美之情。
社区里的居民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有独资、合资公司职员，也有下岗的……大家聚集在一起，社区仿佛成了他们的家园。
专家们用“赶出去”这样的词汇描述单位和人的关系，尽管不太动听，但不失为对现实一种贴切的表达。为共和国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的单位人正在承受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阵痛。当一个个单位的社会功能不断剥离，对单位人而言，原来享有的这份温情又由谁来承担呢？单位和人重新定位了，但人最终无法割舍对温馨的集体生活的向往。
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中，在上海日益兴起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文化发展中，政府的职能并没有缺位。相反，政府部门前瞻性的目光，使上海的社会保障工作远远走在全国其他省市的前面，从而使真正的社区建设成为可能。
政府为社区的搭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上海，它既是社区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参与者，但虹储社区更多是依靠这里的志愿者。
如今虹储社区400平方米的活动室，已经建成了。这些曾经是传统单位俱乐部里的设施。社区不仅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还提供了新型的参政议政的方式，比如，他们以民主方式选出了业主委员会和其它属于社区的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居民都可以投上自己的一票，中国民主生活开始在最基层的社区中得以充分体现。
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需要政府，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培育和爱护。社区，是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接续中国传统单位中温情关怀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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